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与非理性的理性主义
——韦伯与弗洛伊德
于振勇
韦伯是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他在社会学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弗洛伊德严格说来是心理学家和医生，算不大上是社会学家,但他的影响却一点也不亚于韦伯。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社会学家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位人物的影响，韦伯也属于其中之一，只是一般社会学研究者很少去关注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将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对这两个人物有所了解，那么，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理性”这个词。“理性”这个词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或者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假如我们要了解一门学科，尤其是了解一门学科的理论，有一个窍门。了解一门学科非常好的途径是通过概念，吃透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窍门，如果说真的存在窍门的话。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概念在理论中的作用相当与砖瓦之与建造一座房子的作用。整座房子其实都是这些砖瓦之间的排列组合，由于排列组合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房子。概念之于理论也是这样的。由于概念之间的不同组合或者概念之间的含义差别是不同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理性”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又如此重要呢？
我们先略谈“理性”是什么。“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哲人们那里。那时候，古希腊的哲人们把它叫做“逻格斯”，是指一种让人听起来感觉很神秘的东西，似乎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但是，那是哲学家门的一种玄思，我们可以先不管它。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理性”这个词是来自古希腊哲学的，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使用起来的。
按照我的老师赖金良教授一个很独特的说法——当然，这个含义也只是一种猜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可是，我们却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理性”这个词最初是“整理柴草”的意思。在古代，人们会经常上山砍柴。把树木砍倒之后先放在那里晒干，过几天再来收取，然后再背回家。然而，人们渐渐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背柴草的时候那些柴草不应该是凌乱不堪的，因为凌乱不堪的柴草运输起来很困难，即使可以运输，工作效率也非常低。于是，人们就需要把柴草一根一根地进行整理一番，不要让它们总是横七竖八的。而且还应该把它们整理成一捆一捆的，这样显得非常有条理。“理性”这个词很可能就是整理树木的枝条使它们变得很有条理的意思。这是“理性”一词最原始的含义。后来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渐渐演变成使某些东西很有条理的意思，再后来便演变成为一种思维，也就是说，人们在想东西的时候不能胡思乱想，而要做到很有条理，很有顺序，不能让思维变成一堆乱麻，在做事情之前也要想一想，想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通过有条理的思维是做事情的效率大大提高，做事情的成本大大降低。这时，“理性”一词最初的含义却渐渐被淡忘了。
再后来，“理性”这个词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地延伸。当人们思考事物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思考的对象。譬如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不管我所思考的是什么问题，“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句话非常完整，它是严格按照主语“我”加谓语“思考”再加宾语“问题”这样的模式来的。也就是说，我的思考这种思维活动是有一个对象的，而且肯定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对象是我所思考的目标，而我之所以要思考它，目的久在于了解它、认识它，进而改造它，使它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思考我所思考的对象，譬如，我可以从哲学的视角来思考它，我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它，我更可以从经济学或者历史学的视角来思考等等。另一方面，即使是从一个角度来思考，思考的方式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一种。譬如，假如我从社会学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依然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思考它。譬如，我可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我还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我还可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思考等等。但是，无论我采用哪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目标始终是明确无疑的，那就是——我要认识这个问题。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做出思考的这个行为至少包含三个要素：“我”、“思考”和“问题”。“我”是思考的主体，“思考”是我所采用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问题”是我的一个认识对象。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所思考的目标，也就是我的认识对象和我所要达到认识它这一目标之间存在各种这样的思考的方法，这些都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每一种思考的方式代表一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联系方式，而这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社会学上所讲的“理性”。也就是说，“理性”既不是目标，也不是手段，而是目标和手段之间联系的方式。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由于目标和手段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方式，因此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理性。在韦伯那里就至少有两种理性，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以实现某种功利性的目标为根本目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行动中的表现是通过精确的计算功利的方法达到目的,因此，它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所谓“价值理性”，久是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例如是否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为了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甚至可以不计较行动所采取手段和所产生的后果，价值理性不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我今天出门去学校。我的目标是学校，我所采用的方式是走路。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路，我走什么样的路，这些是多种多样的。至少，我需要在我的家与学校之间的路线之间进行选择。我可以选择最近的路线到达学校，我也可以绕一个大圈再走到学校。在交通方式上，我可以以车代步，我甚至可以乘坐飞机。这里面的每一种方式都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一种联系。尽管我可以使好几种方式到达学校，但是，在这些方式中，一定有一种方式相对于其他的方式而言是最节省时间、最便捷的。也就是说，在目标与手段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方式之间会有一种方式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更容易达到目标。后来，这一种联系方式也被称为“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在韦伯那里仅仅是众多理性中的一种。不过，这种理性却成了理性的一般含义，尤其是在经济学上，理性一词几乎完全指的就是这种理性。
一旦把“理性”这个词说清楚后，我们接下来便可以比较容易地谈下面的内容了。我们为什么要把韦伯与弗洛伊德合起来谈呢？这两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们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浩瀚星空中的两大巨星。而且这两个人物之间是有联系的，虽然很少有社会学的教材上讲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来概括韦伯，用“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来概括弗洛伊德。当然，我们这样概括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这里使用的是“理性”一词的哪一层含义，不然问题就会非常混乱。我们这个概括中的“理性”指的是上面所提到的的狭义上的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就是指的目标与手段之间最为便捷的那种联系方式。
韦伯的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很多。然而，不管他讨论的问题是什么，“理性”始终是他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发展的理性化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些领域之中，理性化对于他当时所在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未来的发展所产生的而影响非常巨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韦伯的理论所探讨的就是西方文明为什么会是理性的，它的理性化过程是怎样展开的。譬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中讨论了为什么新教徒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即使有很多钱也要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节俭，以把金钱用于投资从而获得更多的钱。在新教徒那里，获利是重要的目标。可是，获利的手段却有多种。假如按照广义上的“理性”的含义，每一种方式——只要它与获利的目标相联系——都是理性的。可是，按照狭义的理性，只有那一种最容易赚到钱的方式才是理性的，其他的方式都是非理性的。韦伯指出，新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行事的，即使与老婆亲热也不例外。新教徒们在生活的一些领域中总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不敢随便浪费时间，也不敢随便将金钱用于消费，而要把时间尽可能地节省下来用于赚钱，将金钱尽可能地投入到投资领域中用来赚取更多的金钱。韦伯的理论就是阐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分析这样一种现象的。所以，韦伯研究的是理性。
但是另一方面，他有又非理性的成分。我们可以以韦伯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以学术为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学术为业》是韦伯的一个演讲稿。在这篇文章中，韦伯讨论的是做学问的问题。他提出做学问的人应该把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当作一项事业来从事，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或者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对做学问的人而言，不管他能否做出成果，更不管他做出来的东西能否象从事商业活动的新教徒们那样会获得多少金钱，所有这些都是不需要考虑的，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做学问是一个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过程，而且有时候还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因此，要把学问做好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都不可以动摇做学问的信念和决心，哪怕有人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也要意志坚定、矢志不渝。这就是韦伯理论中的“价值理性”，只是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它又成了非理性。韦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做学问的人应该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其实，对于新教徒而言，那种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所谓理性的思维方式背后所隐藏的也是这样一种非理性，这种非理性是与超越世俗世界的价值目标相联系的。这种非理性其实是受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的。我们接下来可以谈谈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学家和医生，他的理论所讨论的是人的意识问题。更准确地说，他所讨论的是人的潜意识或者叫下意识的问题。下意识不同于人们的意识，顾名思义，它是在人们的意识之下的一种东西，人们平时意识不到，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显示出来。譬如，有灰尘快要落到眼睛上面的时候，人们会自动地把眼睛闭上。当一个人要跌倒的时候，他会自动地用手支撑地面。这些行为发生之前人们都没有主动的意识到，但行为还是产生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在下意识的作用下起作用的，属于人们的不自觉的行为。这些下意识有时候会保护人们，就象一个人快要跌倒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去支撑地面一样。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譬如，他分析人们为什么会说错话或者遗忘一些事情，分析人们的梦，这些分析都是在研究人们的下意识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与韦伯恰好相反，弗洛伊德讨论的对象是人们意识之下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属于人的思维的内容，只不过是潜伏在意识下面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概括为“非理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没有韦伯在《以学术为业》这篇文章里所讲的那样的思维模式，而是非常地理性。他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狭义上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因为，弗洛伊德研究人的下意识的时候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工具理性的，他的思维方式非常地理性，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因果思维模式来的，尽管有很多人并不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但是这种质疑仅仅是对于他在理论探索之路上所产生的理论结果而言的，对于他所采取的因果思维方式或者说对于他探索其理论所采取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却毫无影响。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佛洛依德的理论思考的出发点是科学上的因果思维模式。所谓科学上的因果思维模式指的是一种科学思维，即认为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只要人们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原因找出来。科学的思维主张原因与结果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就如同一对鸳鸯鸟一样总是相伴在一起的。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可以由因追果，也可以由果追因。弗洛伊德讨论人的下意识的时候所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理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概括为“非理性的理性主义”。
至此，我们已经大略概括了社会学或者与社会学紧密相关的两个巨人——韦伯和弗洛伊德。当然，我们的这种概括只能是粗线条的，就象给一个人画像一样，只是画粗了一个大致的框框而已，至于人物的真个面貌用这样短小的篇幅是描绘不出来的。假如我们还想进不步了解这两个人物的思想观点，那么，他们的本人的著作将是非常好的材料。
文章链接：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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