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2014年05月12日 07:00 来源：信息时报
当年5月12日，鲁迅朋友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刊登文章，引用学生谢玉生书信，指“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原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鲁迅在广州(资料专辑)》第189页)孙伏园同时刊出鲁迅的书信，直指顾颉刚“反对民党”。
顾颉刚像
顾颉刚广州旧居。陈晓平 摄
顾颉刚在广州时住在东山启明三马路10号“适庐”，此为“适庐”匾额。 陈晓平 摄
特约撰稿 陈晓平
中国现代“史学革命”的主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1927年4月到1929年2月在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中大文科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顾先生当时住在东山启明三马路10号“适庐”。2013年12月，这栋精巧的洋楼被列入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民国时期，华侨在东山营建二、三层洋楼，自住一层，其它楼层出租，为的是一旦发生国际战争，侨汇中断，国内侨眷仍可依靠租金维持生活。侨房多是西式建筑，通风采光良好，设施齐备，新式知识分子乐于租用。鲁迅、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王力、邓初民、何思敬、黎东方、罗常培、郑天挺、丁山等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的名教授们，都在东山租房居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也开设于此。这些硕学名家同住一区，交往频密，切磋学问，增进感情，构成了“文化东山”亮丽的一景。
顾颉刚与鲁迅的冲突
不过，“文化东山”也并非都一团和气。
1927年，顾颉刚和鲁迅在广州爆发了激烈冲突，差点闹上法庭。这一公案，至今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顾颉刚私底下骂鲁迅“人格破产”，鲁迅公开骂顾颉刚为“鸟头先生”，甚而反复嘲笑顾颉刚的红鼻子和口吃。鲁迅是文坛领袖，与之“对垒”的顾颉刚在史学界也是顶尖人物，这两人还都是中山大学文科的同事，却闹到不可开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人的矛盾早在北大时期已经种下，在厦门大学时期发酵，终于在广州总爆发。
蔡元培执掌北大，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然而，正人君子也不一定就没有一点私心。蔡元培是浙江人，北大文科里面，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沈兼士沈尹默兄弟，都是浙江人，势力很大，与胡适这些非浙江系学者不断有些摩擦。浙江系里面不少是留日的，与胡适、陈源为代表的英美派之间，也有理念上的差异。胡适、陈源办《现代评论》，与鲁迅发生论战，鲁迅遂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算在敌对派系之内，甚至在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里面，转弯抹角讥讽顾颉刚。
鲁迅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有开创之功，小部分内容参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有好事者告知陈源，陈源借此对鲁迅作攻击，先说是以盐谷温著作作“蓝本”，后来直接指出是剽窃。顾颉刚在与陈源私下谈话中，也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这个谈话又被陈源公开发表出来，鲁迅大怒，对顾颉刚恨之入骨。
当时北大在北洋军阀治下，学校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恰好陈嘉庚兴办厦门大学，高薪聘请名教授，鲁迅和顾颉刚不约而同都来到厦大。顾颉刚介绍一些同乡、同学到厦大任教，被鲁迅认为是扩充势力，与他作对。鲁迅因经费问题与校方有些不愉快，想辞职而引起学潮，校方为转嫁矛盾，乃隐约其辞，放风说是胡适派排挤鲁迅。这一下更是火上加油。
1927年1月，鲁迅辞别厦大，来到广州，先住文明路中大校内，后迁往许广平租用的白云楼。4月份，顾颉刚应同学傅斯年之邀，也辞去厦大教职，来到中大，一开始暂住东山龟岗三马路;10月份，他从江浙一带购书回来，住进启明三马路10号二楼。搬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殷履安带着孩子也来到广州。
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傅斯年说起顾颉刚将来中大时，鲁迅勃然大怒，说：“他来，我就走”，显然已经势不两立。鲁迅马上向中大提出辞职。
当年5月12日，鲁迅朋友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刊登文章，引用学生谢玉生书信，指“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原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鲁迅在广州(资料专辑)》第189页)孙伏园同时刊出鲁迅的书信，直指顾颉刚“反对民党”。
顾颉刚正在杭州为中大购书，看到这份报纸，气愤之极。当时“清党”正如火如荼，“反对民党”即反对国民党，有可能被置于死地，于是觉得必须通过法庭加以澄清，乃写信给鲁迅，要求“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鲁迅复信，极尽冷讽热嘲之能事，说自己即将到上海，何不到杭州诉讼，说广州生活费太高，要他在广州久候应诉，“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
对广东文化事业的贡献
鲁迅、顾颉刚，在中大校方看来，都是学界顶尖人物;两人闹到这个地步，事情的委曲一时也难以判断，无法偏袒一方。为处理此事，他们伤透了脑筋。校务委员朱家骅、文科学长傅斯年想出一个折衷之计，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中大购书。中大“因祸得福”。顾颉刚用几个月时间，在上海、苏州、杭州，精心挑选，收购了大批珍贵图书、碑帖。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创始人，可以说中国现代“史学革命”的主将。他打破以“经史子集”为书籍全体的条条框框，以新观点搜集旧材料，搜罗的范围及于账簿、宗教及迷信书籍、少数民族文籍，特此为此拟订了《国立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对此评价很高，指出计划书“含义甚深，计划周密”。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在《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一文中，对此举有个总结：“顾先生按照这个计划，前后五个月足迹遍及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等地，购到图书约12万册，其中有丛书约150种、地方志约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众迷信约400种、碑帖约三万张，内善本书及未经见之稿本、钞本、批本甚多。顾先生采购这些图书，使中大图书馆之藏书量成为全国藏书量较多的几所高校之一。”
顾颉刚与傅斯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大历史与语言学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民俗》杂志、《图书馆周刊》、《语言历史学丛书》等。他在中山大学进行了开创性的民俗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培养了钟敬文等杰出学者。
顾颉刚主编《民俗学会丛书》，广泛搜集整理各地歌谣、民间信仰等资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刘万章编撰出版了《广州儿歌甲集》、《广州谜语》。顾颉刚为两本书都写了序。在《广州儿歌甲集》序言中，顾先生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宣言：
“我们既知道方言文学有建立的理由，我们便当尽力搜求真正的民间材料，从扮演的戏曲到随口称说的故事，从合乐的讴到徒歌的谣，一切收取，使得方言文学永远保持新鲜的活气。要保住川流的清洁，惟有常开上游的闸呀!”
在他看来，方言文学是文人文学的源泉，是真正的活水。压制方言，压缩方言文学的空间，将使文学成为一潭死水。
顾颉刚的广州生活
顾颉刚到了哪里都不脱书生本色。刚来广州，他就频频到双门底(今北京路一段)、府学东街(今文德北路)的旧书店购书。偶尔，他也到甜品店吃龟苓膏，到宝汉茶寮饮茶。比较正式的宴会，多在永汉路、惠爱路、长堤举行，不过他去得最多的还是附近的东山酒家，偶尔也去庙前直街的东方楼。
读书治学之暇，他经常到东山公园散心。东山公园即是如今1号公共汽车总站及附近，巴掌大的地方。他在公园里经常碰到中大的同事。这些专心学问的教授们，并无太多其他消遣。据报道，越秀区计划恢复东山公园。在这一弹丸之地，新公园该如何布置，可能煞费思量。
顾颉刚在当时来说，属于学术界的新人物。他对传统典籍烂熟于胸，又努力追赶国际学术潮流，对曲艺、民俗、方言这些以前不登大雅之堂的领域，也很有些研究。刚到广州时，他在广东同事容肇祖家里住了9天，“听广东话多，略略有些懂”。之后他搬到傅斯年在东山龟岗的寓所同住，在日记中说担心日后没有练习广东话的机会。
1927年4月30日，他的日记记下与容肇祖一起听“盲妹”唱曲的经历：“入夜，惠爱路一带站立盲妹甚多，皆戴墨晶眼镜，依一女佣而立。今日元胎唤一盲妹名雪卿者来，年十七，唱五曲：(一)梳妆台(小调)(二)小青吊影(清曲)(三)夜吊秋喜(粤讴)(四)夜吊白芙蓉(清曲)(五)客途秋恨(南音)。三、四、五，皆粤中最流行之曲也。”南音、粤讴均用粤语演唱，顾颉刚却听得津津有味。
顾颉刚经常从文明路中大校园步行回东山。学者就是学者，他步行的时候还在计算距离，在日记中记下：“自大学后门步至公医，凡一千四百五十步。自公医至署前街铁轨，凡一千步。自铁轨至家凡七百步。”
“古史辨”与“今史辨”
顾颉刚以惊人的勇气，指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只是神话人物，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开启了先怀疑再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逝世20多年后，有人提出所谓“走出疑古时代”，试图否定顾颉刚的方法论，并且歪曲顾颉刚的原意，将“疑古”与“释古”对立起来。其实，顾颉刚只不过是主张研究历史要先有怀疑的眼光，对史料和典籍进行严格审查，之后才能正确地“释古”，重建信史。
岂止顾颉刚所专注的古史存在大量神话，就是近代以来的“今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棍子将“疑古”打死，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否定“疑今”，将根本动摇史学学术的基础。顾颉刚开创了“古史辨”，当代史家应该接过接力棒，继续进行“今史辨”的工作，将神话归于神话，将信史留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