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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09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4期

　　张一兵教授对海德格尔的“构境论解读”，不仅没有消除因为语言差异而导致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阅读障碍，反而以自己生造的一系列概念和词汇，进一步加剧了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困难。

　　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中国学人反复阅读，以致德国的哲学话语成为中国当下颇为流行的学术话语。海德格尔的出场，在中国众多著名学者的解读下，则进一步营造出德国哲学深邃乃至“神秘”的境界。在读者并不掌握“文本”的前提下，如何阅读并理解这些伟大先哲的思想，诠释者的确负有告诉读者思想“真相”的责任。

　　但是，中国的一些德国哲学诠释者，在他们提供的相关解读文本中，似乎更愿意扮演着一个比他们的德国老师更深奥的角色，不仅不能指望他们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为读者指点迷津，反而是在其解读下，把读者引入到一些由生造概念和词汇所构筑的文字迷宫中。最近读到张一兵教授的《作为发生事件（Ereignis）的生命体验——关于青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构境论解读》（《现代哲学》2011年第5期）一文，可谓是这个方面的一个现成案例。值得分析。

　　“构境论解读”的障碍在哪里

　　德国哲学的深刻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一系列晦涩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不管是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著述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理性、观念、社会等，均有明确的所指，并能够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性认识相比照。到了海德格尔，一些日常简单的生活词语被重新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含义，如“在”（sein）、“此在”（dasein）等，这些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词汇，经过海德格尔的演绎，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石。海德格尔那些看似艰涩无比的读本，实际上均是以人们最直接的生活经验为参照。但是，张一兵教授对海德格尔的“构境论解读”，在笔者看来，不仅没有消除因为语言差异而导致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阅读障碍，反而以自己生造的一系列概念和词汇，进一步加剧了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困难。

　　张一兵教授的“构境”理论应是其独创。他对“构境论”有过系统的说明，在回答质疑者的文章中也有各种解释，但给人的感觉还是语焉不详、立场暧昧。他显然认为，把其理论归咎于唯心主义的那套陈词是太看低他了，因为他是站在诸如海德格尔那样大师的肩上来提出新的理论建构，或者说，是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发现了他的“构境论”。

　　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海德格尔关于“周围世界体验”构成了非常深的“思想构境层”，而且是青年海德格尔最精彩的一段现象学分析。为什么如此说？因为海德格尔认为，同样一张桌子，在他和他的学生的“直观”下，可以“一下子”就认定这是一个讲台，而对一个来自黑森林的农夫或塞内加尔的黑人来说，那就不过是一个木箱子或是可以抵御飞箭和石块的东西。对这张桌子的“直观”差异说明了什么呢？张一兵教授的解释是：青年海德格尔准备超越胡塞尔而“突然转向到自己打算深化的构境思路上来”。他还把这个解说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联系起来，以此证明在不同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思想伟人，在“构境论”上是有共识的。

　　对一个相同事物有着不同认识和判断的原因，的确需要解释。桌子是被看成讲台还是箱子或其他什么东西，应该是和不同认识主体的需要、经验以及现实感受相关联的。张一兵教授认为这种关联“不是三种物性东西（主体自我、东西和环境）之间的外部关系性相遇，而是当下建构的一种共呜场境”。为了解释这个“共呜场境”就是“构境论”的另一表述，他用了一系列自造的概念，如“建构性回波”、“复境”、“权力张力波”、“构境空间”、“无境”等，这些词汇有些被生拉硬扯到德文的某个词汇上，以表明它们出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些则完全是对汉语词典的挑战。为了弄懂这些词语，张一兵教授应当专门编出一本词典。

　　张一兵教授的“构境论”试图说明海德格尔具有这样的思想：“某个东西”本身并不具有客观性和特定的意义，它不是作为“实物性的东西实在”，也不是康德和胡塞尔意义上关于东西的“一般”。它只是“这个东西在我们周围世界中获得的某种关联之中的场景意蕴”。在张一兵教授看来，这就是“构境”的实质，它并不表达东西与东西之间的物性关系，甚至也不是对它们的观念直观，而是表达一种“突现式的场景发生事件”。他认为，海德格尔因为这些精彩的构境思想而超越了“对象性关系本体论”，进入到“场景关涉论”。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难得通俗地举了一个中国暴发户听不懂音乐的例子，在他看来，这个可怜的有着无数金钱却没有灵魂的人，由于无法进入世界化的音乐构境空间，与真正的音乐构境永远无关。

　　必须承认，在张一兵教授的“构境论”中，笔者是有巨大的压力，如果笔者不能按照他的方式去阅读海德格尔，就是他的“无境”之人，就是他和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黑森林的农夫或塞内加尔的黑人，更糟的，是那个中国暴发户。张一兵教授说了，这很公平。

　　文本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张一兵教授不仅独特地创立和运用他的“构境论”，而且还是文本分析的积极推广者，他的许多著述都是在文本分析下写出来的，这篇哲学论文也不例外。他在文章开头就声称他的“最新研究心得是”发现海德格尔面对神学、学术和政治的三种“大他者”。在他的著作中，依据自己保藏的“本真”思想和专为不同层面的“他行观看”设置了不同文本，即张一兵教授所理解的“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文本”、“争执式的表现性文本”、“垂直在场的现身性文本”和“隐匿性的神秘文本”。为增加这些说法的可信度，他还分别用德文对这几个文本作了标注，以表示这绝非空穴来风；并提醒读者可参考他已经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该文的题目是：《青年海德格尔：背离大他者的秘密文本》（《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读到这里，我们是佩服海德格尔呢，还是佩服张一兵教授？文本分析近乎演变为一种寻秘探宝，可谓从未见过的学术奇观。

　　张一兵教授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要设置出不同的文本，是因为他不可能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本真思想”，他既不能直接称宗教世界是一个沉沦的世界，也不敢向公共学术场开骂，于是只好把自己思想“本相”蛰伏起来，循规蹈矩地在传统构架中表演和跳舞；同时，在传统学术话语内部积极地进行属于自己的“本真”思考。这无异于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注重生存的策略大师，他很清楚把哪些话语端出来糊弄传统学术界，把哪些思想偷藏在自己著作的各个角落，由此构成后来被张一兵教授发现的那些秘密文本。

　　在海德格尔的时代，究竟有多大的政治、宗教和学术压力迫使他把自己的“本真”思想隐匿起来？或者，有什么必要在自己的同一部著作中采取不同的书写方式以致将自己的思想肢解成七零八碎？这些都是读者在看到张一兵教授的文本分析后必然提出的问题。张一兵教授在分析海德格尔全集为何没有收录他在1912年关于尼采的演讲手稿和1913年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手稿时，告诉孙周兴博士，那些文本不是“可能遗失”，而是被海德格尔“故意遮蔽”了，理由是这些讲座“过于坠入他性镜像传统”。先不质疑何谓“他性镜像传统”，笔者所感兴趣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海德格尔主动遮蔽掉的或主动隐匿的秘密文本究竟有多少？

　　为了充分显示文本分析的缜密和可信，张一兵教授选择了《海德格尔全集》中一个“有意思的文本事件”，即海德格尔的课堂讲稿与他学生布莱希特笔记的对照，他发现：“原初讲稿总体上显然比笔记映现的思想构境要更深刻和透彻”；他接着还发现，1962年《时间与存在》研讨会的原初讲稿与记录稿之间存在着“细微差异”。至于这些差异究竟表现在哪里，呈现出何种不同的思考方向，张一兵教授均未给出答案。在他看来，这些差异显然足够证明，海德格尔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一种是面向已经熟知的“学术构境场”，另一个是潜伏在文本深处偶尔露出峥嵘的“本真”思想。

　　在后现代视阈中，文本具有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甚至作者的独立价值，这一基本思想倾向对于消解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干扰文本解读，的确有着重要意义。但张一兵教授的文本分析，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处在历史真空中的孤立“文本事件”，文本和社会的关系、文本和思想史的关系、文本自我的上下文关系，均被一种如同破译密电码般的解析所消解。张一兵教授用来发现海德格尔不同文本的分析方法，是否可以同样用来分析他自己：他的学生的听课笔记和他讲稿的差异，是否也会构成他的一种人格分裂？

　　“发生事件（Ereignis）”如何被生命体验

　　在张一兵教授的构境理论中呈现出来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形象，具有多副面孔，哪一副最本真，这不是海德格尔自己能够说出来的，而是取决于读者能否按照张一兵教授所说的那样，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一道回响”，“一下子”进入到与海德格尔共同建构的“回响构境”中；否则，场境建构就是一种“无境”，如同笔者对张一兵教授的质疑和批评，是无法和他构境的。这是否意味着，读者只能在同情地理解、欣赏或有如张一兵式的发现中，才能成为海德格尔的境中之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构境关系不就是一种“共谋”关系吗？其中哪里还有批判性视野？除了“照着说”，还能说出别的什么吗？

　　笔者是在阅读了张一兵教授的这篇哲学论文后才意识到，“发生事件（Ereignis）”在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建构中有着重要意义。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日常用语的出场显示了“海德格尔文本中的最初学术构境魅力”，它是动词性的存在（Sein）的前身。张一兵教授把“发生事件（Ereignis）”这一概念理解成是海德格尔一个“精心雕成的思想构境层递进”的结果，表明海德格尔力图超越胡塞尔现象学传统，从对一般东西（先验综合判断或直观中的观念本质）的问题体验中，走向对生命的体验，以此把现象学的目标设置成“对自在生命的研究”。

　　笔者的这个概括不知是否切合构境解读的本义，海德格尔或许正如张一兵教授理解的那样，反对一切本质规定，反对“脱弃生命”的对象化或概念化，只专注于生命的本真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过程、实物和客体，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完全新颖的东西，一个发生事件”，按其本质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只为体验到它的人所“居有”。由此笔者明白，作为“发生事件（Ereignis）”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对它的体验就变成了张一兵教授概括的“对体验的体验”。

　　张一兵教授对“发生事件（Ereignis）”的“构境论”解读是否符合海德格尔本义，笔者并不关心，谁的海德格尔谁负责。笔者关心的是，他是否因为必须共同参与到海德格尔的构境场，以致他和他提到的那个阿伦特一样，发疯般地痴迷于这位德国哲人。他充分理解海德格尔“Ereignis”的学术出场，不仅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直观的超越，而且也包含着一个“有见识的洞见”，那就是“对科学认识的批判性透视”，张一兵教授显然乐意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看到科学的笑话：“充当一个反面教员的角色。”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张一兵教授似乎也愿意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形成一种构境关系，他在看到海德格尔有关“发生事件（Ereignis）”的生命体验时，“立刻”就想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只注重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外部世界，无异于坠入张一兵教授所概括的海德格尔“无境”之中。当物质的客观性、观念的本质性这两个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石，均被张一兵教授“构境论”中的海德格尔解构掉之后，剩下的大概只有这个虚无的体验，这个既非物质也非观念的“发生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德文词——Ereignis。

　　谁的海德格尔？是海德格尔的海德格尔，还是张一兵的海德格尔？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