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or

作者 黄裳   发表于 东方早报 2012-05-26 22:25

　　近来一些重要文化机构，都根据旧存文献资料，编印近代名人手迹，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见有两种，各具特色。其一为中华书局收藏的《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自齐白石、吴稚晖以次凡三百〇六家之作，异常丰富，可当一代大观。其三〇五则为“黄裳”作。我曾在此书初版中见过，以为系同名作者笔墨，笔迹及书信内容皆与我毫不相关，而附注说明则全是我的。一笑而罢，未有写信请求更正之意。正如扬之水所说，以“微不足道的角色”（见《〈读书〉十年》第二册）不必多事宣扬，以沉默待之为宜。直至今年三月新版问世，依仍旧贯。大概出版方也觉得可疑，这才来见问，因而解决了长久的谜团。看来中华书局谨慎保存旧有档案是难得的，不像有些机构，视旧档如敝屣，一脚踢开，造成新的大损失，为可痛也。

　　我还见过复旦大学同类的一本，编辑体例不同，所选以曾在复旦大学任教、读书和别有关涉的人物墨迹为采用对象。如许绍棣即以校友的资格见收。此人以国民党权要知名，曾官浙江教育厅长，以《语丝》曾有批评复旦文字，发布通缉“堕落文人”编者鲁迅的指令，其后又成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主要被谴责的第三者。像这样的人物，是不容忽视的。他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关系人物，他的手迹就保存在这里，成为难得的文献。

　　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胡乔木书信集》收了一通寄给我的信，说及西湖清墓事。我是不赞成将秋瑾、曼殊等人遗骨扫数迁移的做法的。西湖边曾有过许多墓园，大浪淘沙，一一自然湮没了。剩下来的自有其留存的理由、价值，是得到人民的认可的，用不着采取断然处置手段。乔木也同意对此重作考虑。原信后有关于我的附注，有“曾在扬州中学与胡乔木同学”一句，全非事实。也因同样的理由，没有发函更正。

　　近读（韩）申东顺撰《在“说”与“不说”之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版），这是一本研究“一二·八”后上海文化界状态的书。其中有提到我的一节（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一九四二夏季大学毕业后，他使用《古今》预支的稿费，潜离上海，奔赴大后方。黄裳在《万象》上发表的通讯，最有影响的是他的“两都赋”……是《万象》特约通讯……有“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之感”（见柯灵“编辑室”，三年六期）。

　　一九四二年我在《古今》上发表了多篇文字，用以集攒旅费，不是一次预支所得。当时我在交大只读到“大二”，没有毕业，是到重庆九龙坡交大去续学的。这两处都与事实有些参差。申先生提出我的未入集的佚文共四篇，尚待考定。又对我的通讯多有好语，在这里都略去了。

　　关于我的笔名的由来，一直有种种不同的异说，大家不以为无聊，说之不已。近读扬之水《〈读书〉十年》第二册，发现新说出之于范老板（用），更有别趣。文云，“陪郑逸文一起走访范老板，听他讲起，黄裳曾追求过黄宗英，事未谐，黄便说，‘那么我做你的衣裳吧。’自后果真改名为黄裳。”（一〇七页）

　　在种种异说中，这要算是最有诗意的一种了。但都离不开齐东野语之列。日前偶然翻到抄去发还的周作人的《夜读抄》（民国二十三年北新书局初版），扉页有我钢笔手书题记一则：

　　夜读抄初版本已有一册，此册见于徐家汇之书店中，纸墨精好，乃又买之。亦足见愚对知堂老人散文向往之深也。睹旧京近事乃更不禁使人怅然。黄裳记。

　　“旧京近事”应属周作人出席某种会议，而非后来出任伪职事。其时我已使用这个笔名了。不知能做一证以解众惑否？

　　二〇一二·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