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远：阅读霍布斯鲍姆：一个世纪的透视
时间:2010年12月23日 作者：朱孝远（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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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其事地来谈论霍布斯鲍姆对我们内心世界的重要性是困难和责任重大的，因为霍翁的学术研究面非常广泛，常常令人感到难以把握其思想细部的丰富内涵。不过，现在这种困难由霍翁自己解决了：在85岁高龄时霍翁出版了《我的20世纪人生：趣味横生的时光》，（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原版于2002出版）不仅处处浸透着他那深沉的博爱和普遍的人性，而且还能让人感到这位思想家充满焦急的渴望，坦诚的目光和被严酷无情命运锻造成铁锤的坚强。当然，这个非常渊博的人是在苦难中认识到了感情的最强烈的可能性的。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与人分享，用的仍是他那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他以激动的口吻给自己的作品收尾：“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自发变得更好。”（第494页）
与霍翁其他历史著作不同，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描述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以致把自我完全溶解于客观事物之中，直到找不到自己为止。相反，这是一部自我色彩非常浓郁的自传，在内心深处、在灵魂的极细微处折射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理念、矛盾和选择。作者始终抱着崇高的理想，忠于自己的信仰，确立做人做事的原则。同时，以一种只有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才能领会的择善而从，揭示和诠释了发生在身边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对20世纪历史事件的整体叙述，致使此书虽以自传记事，却依旧细微地道出了社会迈进的脉络和方向。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尤其是自我剖析与事物评价两者间的交融结合，显示出作者的睿智和思想的高度。
霍翁以“趣味横生的时光”为书名，概括出作者对于20世纪的总的理解。本书的译者周全先生写《译后记》，专门对“趣味横生的时光”的含义进行考证。据周全说，“Interesting Times”其实暗藏玄机。乍看之下，它的意思应该是指“有趣的年代”，但有关此书的各种英文评价都一再强调，“Interesting Times”一词源自“中文里诅咒别人的话”，是对一中文句子的英文翻译，该句完整的讲法是“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暗含“乱世”、“让你生不如死”之义。因此，几经考虑后，周全先生把书名译成“趣味横生的时光”，以突出“有趣”乃是反话的内涵。纵观全书，详加分析，我倒以为这里霍翁的“Interesting”似乎另有深意。此书英文的原标题为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并无中文标题中添加的“我的”二字，其意高古深远，有在昼晦阴晴变换中反观世人“众生相”之意。霍翁以八秩高龄反思自己生活的年代，或见风云激荡中天色大明而红日犹未高悬，或见变化万端间瑰伟庄严者有之，颓废隐退者亦有之。进而论之，霍翁的观感似乎更像那幅被黄宾虹先生所称道的意境画：“笔墨精神千古不变，章法面目刻刻翻新，所谓师古人不若师造化，造化无穷，取之不尽（黄宾虹：《致傅雷：1943年6月4日》）。”盖江山千古如一画，世代无穷，盛衰交替，却犹存千古不变之理。此中真谛，借用霍翁对其在美国四十余年生活的一句感悟来表达，就是：“美国这块大地毯的细部虽然出现了变化，而且还在不断改变中，不过其基本花色却一时之间稳定得令人吃惊。”（第482页）
因此，霍翁关于20世纪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充满着死亡和新生的时代，邪恶的力量越是要毁灭人类，希望的冀盼也越发在罪恶行径的最狂暴处闪烁光亮。这是因为，只有经历最剧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来到世界，一种要认识自己本质的渴望，让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弯腰曲背，即便是在经历最剧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进新生，愈发接近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力量。善良，即全人类的爱，必须帮助他们，而这就是最高的任务，最原始的冲动，最真实不过的世人责任。在这里，对世间万物抱着超然态度的历史学家遭遇挑战：“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尽管他们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第493页）霍翁坦言：“我们若表示那场战争（指一战）的惨重伤亡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或者认为假若德皇战胜的话，受到德国影响的欧洲可能优于《凡尔赛和约》的世界（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然而，要是有人问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纵使只是理论上的问题，我也一定无法通过考验。”（第493－494页）
但是霍翁是以非常客观的态度来描述和捕捉事实的。对于亲身经历的那些事件，或者对人生中不断邂逅的那些人物，他总是想去尽量靠近之，去亲自确定那深藏于事物表层之下的历史真实。作为进步论坚定不移的信仰者和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霍翁总是能够避免把差异说成是对立，或者随波逐流地去相信诸如“国家指令式的经济体制已呈现出一个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经济’模式”的历史神话。”（第490页）当然，作为见识过各种时尚风潮大起大落的老年人，霍翁已经不再能够容忍历史的马塞克被撕裂成千万个碎片，成为完全没有秩序可寻的不系之舟。这样，在霍翁笔下，我们总是能够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困境中看到希望，也总是能够在神经紧绷、几近断裂的社会危机之时听到祝福。在霍翁看来，与其去预言一个不信任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将来，或者致力去为其寻找一种替代品，还不如坦率承认“全人类已经集体发射了一艘不寻常的宇宙飞船，进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剧变轨道。”面临这种宇宙大化，霍翁用令人整个心灵都为之颤动的话语道出了自己的信仰：“北半球少数几个国家与我同样年迈的人士，就是在发射这艘宇宙飞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历史时刻的第一代人，眼睁睁看着迄今将人们维系于家庭、小区与社会的规矩和习俗如何停止运作。如果你想知道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能够告诉你。如果你想走回头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事情。”（第490－491页）
霍翁用来进入他人内心深处的工具，那种拥有无限穿透力的工具，就是通过理解洞察一切。在这里，这位八秩老人不是作为一位精神导师或启蒙者出现的，他只是一位满怀深情的叙述者，感性地享受与人交流看法，表达其共鸣或遗憾。在世纪人生的穿越中他不时与人相遇，无论是在他的出生地埃及、度过童年时代的维也纳，还是在柏林、英伦岛、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场以及战后的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在他的笔下，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会勾起他对自己童年玩伴的清晰记忆。而在伦敦，当一位朋友引荐他拜见当时西德驻英国大使时，他认出了此君正是自己在亨利亲王文科中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君特·冯·哈泽，尽管在1933年以后的漫长人生中彼此都不曾想起对方，因为“我们只是同学，根本算不上朋友。”可是，“我们曾一起待在那里，共同经历了各自生命当中以及在历史上都无法被遗忘的时代。同样的人名把那段时光重新拉回我们眼前。”（第59页）对于E.P.汤普森，这位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翁所用的笔触是最多的。他这样写道：“简言之，汤普森是那种一生下来就有仙女纷纷致赠各种礼物的天之骄子，只不过他短缺了两样东西：上天忘记赐给他某种‘编辑助理’，以及某种‘导向装置’。于是不论他再怎么亲切、迷人、幽默和狂热，总是多少会出现不安全感，并且易受伤害。”霍翁对汤普森常常忙于杂务而荒废本业颇感不满，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著作那般，起初只是一本简明教科书的第一章；该书所欲探讨对象其实是1790至1945年之间的英国工运史，谁料到他欲罢不能。《形成》一书使得他暂时成为正统学者，但那种身份与其风格不合，几年以后他便中断自己对18世纪社会进行的惊人研究，转而长年累月与路易·阿尔都塞进行论战——那位已故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曾启发了一些最杰出的左派青年，而汤普森试图削弱其影响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又将全副精力转向反核运动，因而成为全国性的明星级人物。等到他重返历史领域的时候，已经病得再也无法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最后他在1993年逝世于伍都特郡的家中花园。”（第260－261页）
在书的末尾处，霍翁点明了他所运用的是一种透视法，不仅是年岁促成的洞若观火的那种透视，还有作者自己职业生涯促成的另外一种透视法：冷眼旁观。霍翁指出：“冷战时期的历史撰述与17世纪‘三十年战争’时期历史撰述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我们再也不必选择站在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一边，甚至无需那么认真看待他们的理念。”进而论之，“历史正需要冷眼旁观，不但必须与我们自己的‘宗教战争’所带来的激情、非理性、意识形态与畏惧保持距离，同时还需要摆脱更加危险的‘认同感’的诱惑。”（第491页）他还告诫我们：“历史研究需要机动性和探勘广大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具备活动于自己根据地以外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不在于要当雄伟的橡树或红杉，而是要成为以北极与热带为家、飞越半个地球的候鸟。时空错乱与本土作风就是历史研究的两大死罪，二者由于对外地的情况同样无知，纵使阅读的书籍再多、想象的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克服管窥之见。”（第491页）语重心长的两点建议似乎在暗示：经院哲学的那纸做的牢狱已经倒塌，现在的人们，可以、也必须极目远眺了。
霍翁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国际学术大师，现已93岁高龄。霍翁有近二十部经典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尤以“时代四部曲”——《革命的时代》（1962年）、《资本的时代》（1975年）、《帝国的时代》（1987年）和《极端的时代》（1994年）最为著名。然而，在本书中，霍翁却以自传的体裁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反映出他特有的社会责任和人间情怀。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够明了：如能把此书与霍氏其他的著作参照阅读，一定会相得益彰、为全面地理解霍翁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方法奠定基础。恰恰是这一点——不把差异变成敌对，为所有表面上互不相容的东西寻找到了一种更加高级的统一，铸就一种未来世界的理想类型。我以为，我们从霍翁的尝试中获得很多，他在古稀之年写成的东西仍然代表了一个学派，尽管这个学派和他本人都是在不断超越、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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