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变迁 提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
——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变迁
提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关键词 商人 信仰 民间社团 血缘化作者唐力行，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持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20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①。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同乡会与商人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而对国内商业大都会宗族组织的研究尚付厥如。由汪文炳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吴山汪王庙志略》(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志略》)和由戴振声、汪濂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的《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续编》)，为我们研究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提供了珍贵资料，吴山汪王庙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牍》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64岁。隋末天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宜城长史铁佛献表称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碑刻越国公像。”①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仅力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两宋时期，多次加封，至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增添了平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元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明初朱元璋立国时，颁布保护汪王庙的禁约：“皇帝圣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棺一方，载渚祭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神兵助顺累著威灵，厥功显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殿庭。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木，拴结马匹，牧养生畜，非理作践，以至亵渎神明．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痛行治罪，仍责赔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規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唯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②这样，徽州仅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
在以后的造神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汪华具有了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③。除了分布于杭州及徽州本土的四大汪王庙之外，在徽州六邑各乡都有汪王的行祠。是为忠烈行祠。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徽州六邑“忠烈行祠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各乡多有之”。最著者歙县6所，休宁5所，婺源7所，祁门1所，黟县3所，绩溪2所。在这些行祠中，歙县“衮绣乡棠樾龙山，以宋孝子鲍寿孙父子遇寇于此，有感神应得脱．景定四年鲍氏因请立庙”。休宁万安山忠烈庙“弘治十二年庙毁，知县翟敬命里人张用伦等处置，助僧惠端重建。”绩溪行祠“国朝弘治初里人胡永安捐赀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汪王庙还是忠烈行祠与宗族祠堂是有差别的。陈志病的《五石脂》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著，支祠以数千计．”这些数千的祠堂散布于汪氏聚居的村落。祠堂具有排他性，只归一姓一族所有，其构建也是排外的，不可能由外姓斥资建置。而上揭各县乡的汪王庙或行祠则是汪氏与他姓共有的。
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忠烈行祠一样，都是具有地缘、血缘的双重属性。然而，在抗战前夕的1935、1936年，《续编·宗盟》清晰地告诉我们，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血缘性占了主导地位．具备了宗族组织的性质。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①，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颖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汪挚是汪侯44代后裔。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渭也。”②。前揭《五石脂》指出徽州大姓“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微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续编·宗人录·汪学沅条》也说：“自七十六世煦公由徽迁浙省闻堰镇．该镇有汪氏宗族，全镇大多汪姓。”可见汪氏迁居江浙各地市镇者甚众，并十分重视宗族关系。明清时期徽人宗族的凝聚力，对形成强大的商帮，使徽商执商界牛耳数百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移居浙江的汪氏中，商业繁华的大都会杭州是其主要的方向③。
徽商在杭州的活动由来甚早，势力甚大。大抵南宋时散州木商，茶商等在杭州已相当活跃。明代成化后，大约弘治、正德间，徽商在杭州已是人多势众，据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所载：“杭州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患在成化时未炽，故志不载，今不为之所，则杭无卜吉之地矣。”在寄居地占有坟地田产④，是人籍的前提，为此往往会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徽商在杭州组成强大地缘、血缘联盟，“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风至清代康熙末年以后更为严重⑤。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字公(元台)以业鹾故，自黟县宏村迁居杭州．先后四世皆葬于灵隐，并晴山麓建筑宗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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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明刻本。
③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指出，江浙市镇与苏州、杭州等大都会是汪氏迁徒的重要方向。参见《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易惠莉译，唐力行整理)。
④ 《盐法通志》卷九十九《杂记三·两淮盐灶学额》云：“(侨寓商人)其实有田产，坟墓在江南，与人籍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人籍”。
⑤ 据《杭州汪氏握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宏村汪氏移居于杭州的这一支脉，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曾对三代先人三次营葬。第一次将曾祖考妣的遗体送回徽州安葬，第二次则把考妣葬于移居地，第三次是将已经葬于徽州的祖考妣迁葬于杭州，这三次营葬活动清楚反映了汪臣谊宦脉由寄屠到占籍的变化。
见该家族在4代后的康熙末年已人籍杭州，并修筑起汪氏振绮堂宗祠。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是徽商在杭州“必胜斯已”的可靠保障。徽商的会馆、公所也带有强烈的血缘性①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遇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酌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来，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两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奇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徽商籍贯乡里者虽较明清时期更少，但他们的地缘认同仍是十分强烈。《宗人录》籍贯登记项中，族人是否能明确地填写自己原籍所属徽州何县，是考量其与桑梓之地联系的一个指标。我们把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分别加以考察．根据《宗人录》的统计数字，我们制成“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如下，把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的联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籍贯乡里者，全部都能确认自己所属本土县，其指标为1；第二个层次则是寄籍杭州者，其指数为0．61；第三个层次为寄籍异地者，其指数为0．48。
汪氏聚会远不止一年三次的祭祀活动。《志略·祭仪·祭费》指出：“除每年由师陶经手在贤师堂祠产项下拨助拾元，又子健捐助拾元，斐卿捐助二元外，余无的款由寓浙宗人聚餐月会余资储积补助。”可见，在汪氏族人之间还有“聚餐月会”。每月聚会一次。在觥筹交错之间，在浓浓的亲情，乡情氛围里，族人们互通信息，一旦有事便互济互助，实现跨行业的合作。我们知道，会馆、商会和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在跨行业组织这一特征上是相同的。商会在跨行业这一特征上是内涵最小，外延最大；会馆次之，而商人的宗族组织，内涵最大，外延却最小．这一演变曲线正说明抗战前夕社会动荡，法制窳败，徽商不得不把商业信用收缩到宗族与地域圈子。1927年前，新兴的商会把各业商人最大限度地整合在一起，以商业法规将融资、信息、交易、贩运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将商业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显然与1927年前相比，这是倒退，充分说明了传统社会结构即使在近代仍在深深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近代以来，商人及其思想家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王韬)，“以商立国”(郑观应)、商人“是握四民之纲者”(薛福成)等的新观念，但是在传统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从来就投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是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里，当着国家处于弱势时，商人才得以一层抱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势国家对商会的限制和扼杀，迫使徽商不得不回归传统民间组织——宗族和同乡会。社团组织只是商人进入市场的工具，现代工具的失灵，传统工具的重操，这不仅是敬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商人的悲剧。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的这一段历史，为我们考察国家、民间社团、商人间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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