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近亦远：数字化媒介时代中的新地理
□闵惠泉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写了一本《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Media,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The Geography of the New)，他在中文版序中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新”字。当然，阐释“新”地理学的思想，并不算戴维·莫利的独创。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 就有《新地理学》一书，意在论述在数字化革命中，“人与空间之间的多种关系”变化的历史。既然两位学者都在“新”字上做文章，那么新地理学或者说新地理究竟新在哪里?这的确引起了笔者很大的兴趣和思考。
看来，戴维·莫利与乔尔·科特金都是把对地理学、地理的解读与数字化时代的媒介特别是新媒介、新科技联系在一起了。在出版商看来，一个读者以搜索“关键词”为特征的时代，一本从传媒视角研究地理与历史和文化的书，有必要突出的“关键词”显然是更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传媒”(Media)，而不是“地理学”(Geography)。于是他索性把原本是《新的地理学：传媒、现代性和科技》这种正副标题的顺序颠倒过来。
具有物理实体意义的地理即包括空间和距离，的确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但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与地理空间及距离的关系就在被不断地校正过程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感慨：在500年前，哥伦布运用当时简陋的技术进行环球航海探险，他安全返航并告诉世人，“世界是圆的”;500 年后，生活在数字化高科技时代的21世纪，“世界已经变成平的了”。传统的地理学、传统中对地理、对地理位置和距离的感知与理解发生的变化之大，着实令人惊叹。
新地理学究竟新在哪里?我们从戴维·莫利等人的论著中至少可以体会到这样几层意思：首先，那个以西方为视角的地理学、地理观，已经不再成为解读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历史与文化的唯一坐标和话语。欧美中心主义者的自恋、高傲与偏见，在面对诸如中国等国崛起的现实前不得不大大地收敛。一种“社会进步完全等同于西方新事物发展的观念已经陷入了危机”。不过，认为“西方社会已经独自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的观点，则是另一种“两级化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作者所反对的。其次，在以城市为标志的地理中心正在变化，近现代以来体现西方历史的“最耀眼的城市”，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和纽约，在这些经常被“朝拜”的地理城市名单中，西方人也意识到应当加上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或深圳等。用乔尔·科特金的话说，在数字时代“地点的等级体系如今已再次被彻底重新排序”。此外，还有由新媒介与新科技所“改写的”物理与信息层面的地理学。一方面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或距离，在新科技条件下被大大地压缩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信息及传播的层面上，数字技术使一切信息的传递在瞬息之间。新科技与新媒介的“去疆域化”，使地理距离乃至边界不复存在。于是在全球化、数字化条件下，出现“英国越来越多的电话接线中心被设在了印度”，即“不需要建立在具有地理意义的英国领土上”，而“法国和意大利也喜欢把电话服务中心设在北非”，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后现代生活的“游牧化”(Nomadology)，或者用笔者的话“人的重新动物化”，使“我们正生活于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社会”，人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理位置已经被他们内心的倾向移动了。互联网与手机等新媒介的出现，正带来了对地理全新而特别的体验。手机挪移了“人们的家庭感受”，如今家庭“已经被彻底媒介化和电子化了”。“家”这个概念“超出了家庭的物理空间限制”，即便我们不知道从地理上看这些孩子的家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到什么地方旅行，手机允许把我们的家带在身边。然而，孩子们在得到远距离父母“监护”的同时，不也在试图摆脱家长跨越“时空”的“新束缚”吗?
不过在我看来，戴维·莫利等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数字化条件下，新科技与新媒介在跨越或消除地理和边界的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边界。同时，作者并不认为“科技最终可以让我们完全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可以真正弥补我们在地理空间上相隔的距离”。地理空间或距离既有可替代、可跨越的方面，同时又有不可替代和不可跨越的方面，还不能简单地断言地理问题已经被“宣判死刑”。
现实的地理即有形的空间和距离的重要还在于，现代的通讯方式再迅速、再便捷，它仍旧“不能完全弥补就近服务的好处”。此外，在网络聊天室、手机通话中，“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哪里发帖”，仍然是常见的问题，它不同于固定电话双方“都知道对方地点”的那种沟通模式。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不断地渴望让不定的地理位置得到固有的定位，这在以流动和去疆域化为特征的时代，实际上不也是在获取某种来自固有“文化地点的安全感”，并表露出人们“对地理位置和生活轨迹有着无尽的解释焦虑”吗?知识生产植根于特定的地方，并形成了具体的地理上的“创新园区”。
戴维·莫利在书中还引用了迪尔德丽·博登(Deirdre Doden)使用的 “强迫性接近”(Compulsions of proximity或译为“被迫性接近”)这一术语。在他看来，高科技世界中的人类仍然“不能无视地理和空间距离的阻隔”，人们在许多方面、在许多问题上，仍需要拉近彼此在现实空间的距离，仍然离不开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现实生活或国际交往中，但凡遇到事关重大的问题，人们仍不得不坐到会议室或谈判桌前，各国政要也不得不前往联合国或某地参加首脑峰会，以表示重视、诚信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越来越与近在咫尺的实际邻居无关，“而是同我们与之分享商业、文化或其他利益的人们有关”。地点、距离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新科技越是使人们易于摆脱对地点的制约，某一地点使其变得更吸引人的这种需求也就越大。各种地点如何吸引和争取人们特别是那些可以创造与聚集财富的知识群体的喜好和关注，这正是作者们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
行文至此，倒是让我想起了哲学家海德格尔当年说的，“最近的东西”根本不是离我们“距离最短的东西”那番睿智的议论和绝妙的比喻。在数字化媒介时代不也是让人们更深切理解和感受到，不论在现实空间还是虚拟世界，仍然有一个离我们亦近亦远的他人、地理空间与距离吗?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4-6 14: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