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在语言文化间周旋
□王克非
译者择书而译时，一边是外域文化，一边是本土文化。他在两种文化间比较沟通，是文化的联系人。
译者动手翻译时，左边是原文，右边是译文。他在两种语言间选词炼句，是语言的转换人。
这就是翻译。它在语言和文化中周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翻译活动的基本要素：语言、文化、译者。
语言离不开民族、社会、文化;浸润在文化中的语言文本，其转换离不开执行转换的人即译者;译者则必定是某种语言文化滋润而生又受到另种语言文化增补的人。于是，翻译成为语言文化间的信使。
在翻译三要素中，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语言这个要素。因此，从古至今对翻译的关注都从语言开始，都跟语言分不开。这既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
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必有系统。系统则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规则。语言符号系统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交流情感、沟通信息，二是认识和描述世界。这是许多语言学家都谈到的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但是，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记载和传承上述基本功能之结果。这一记载、传承功能使人类的经验得以超越时代、跨越地域，使知识得以积累，社会得以进步;同时，语言由于这一传承，沉淀了更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使一种语言不仅在结构和规则上与其他语言相区别，更在语义及其内涵外延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性，使语言之间的转换即翻译平添许多困难。
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性和功能性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同时也是导致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个性或区别于其他语言特点的原因。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翻译的根本理据。但不同语言社团的人在认知与描述时、在交流与沟通时，要依照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而且由于传承的关系，文化会使他的认知与描述、交流与沟通都带上其特有的色彩。这些规则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色彩就成了翻译的障碍。仅靠“心同此理”显然解决不了具体的翻译困难。
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本来，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语言并不依赖翻译而生，但我们不难看到，语言的交际、认知和传承等重要功能，若没有翻译，就难以充分展开。没有翻译，人们只能在本地域而不能与各地的人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就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分享和争辩;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也有限。所以，翻译可以说是语言功能的有益补充。
社会文化因素也是人们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发现的。例如Casagrande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都是背后有文化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单在语言的差异而是在文化的距离。当人们面对翻译问题单从语言方面难以解释和难以解决时，当人们从更深的层面探讨翻译现象时，结合文化进行研究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在文学翻译领域，一直就存在不同于语言学派的文艺学派也是这个道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在欧洲大陆以及后来在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种与语言学范式迥然相异的新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翻译研究中由来已久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争演变为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争。哥廷根学者还创立了翻译文化(translation culture)这一术语(来自德语übersetzungskultur)，以描述在译入语系统中制约翻译的那些文化规范，也许是焦点在语言方面停留过久，人们便部分开始把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面。
在文化学派学者看来，语言学翻译理论不仅忽视了翻译过程涉及社会文化因素，还忽视了翻译中的译者和译者的主体性。的确，翻译转换是需要精通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的译者来执行的。译者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联系人、搭桥人，他本身就处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叉部分，他产生的译作因而也处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叉部分，形成交互部分。交互的语言主要为译入语言，其中会有一部分成为翻译语言(translationese)，而文化则没有语言那么容易进入目标领域，因而交互文化(interculture)(在其成为交互文化之前也许还有跨文化(cross culture)、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阶段)可能形成不同文化的交叉或重叠。一般认为，译者仅属于一种文化即译入语文化，包括知名的理论家们也会忽略居中的交互文化这一块。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论家中，Lefevere认为“译者属于他们出生或生长的文化边界内”，边界意味着两边，没中间地带，没交叉重叠;Venuti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但也同样认为译者属于译入语文化(他曾说将外文译成英文的译者应“捍卫自己作为英国或美国公民的权利”;而Pym质疑说，自己作为生于澳洲、居于西班牙、从事外译英的译者，既非英国也非美国之公民);Toury也如同上述二位，未充分重视交互文化，但他至少还试图给这个术语明确概念。他似乎承认交互文化的存在，说“实际上最好是有一系列不同的交互文化”，每一个都属于一特定的译入语文化，看来他未能超越译者属于某一译入语文化的观点，因而不能给翻译文学或翻译文化以明确的定位。而译者们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就是翻译文化，它实际存在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互部分，既非此(文化A)亦非彼(文化B)，是交互文化。换句话说，翻译文化有时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周旋的产物。
关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和翻译活动所受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而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考察翻译，实际上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层级，把翻译研究放到了“更广泛的语境、历史和常规背景中”，而不是只知道“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也就是说，翻译中的语言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在翻译研究中，这两种也需给予同等的重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1 15: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