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bledigook是怎样炼成的
刘绍铭
东方早报 2010-7-11 2:44:56
Gobbledigook，陆谷孙的《英汉大辞典》解作：“浮夸、冗长而费解的语言（或文字），官样文章（如以‘Please cause an investigation to be undertaken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ing the truth’代‘Please find out’），拟火鸡叫声（？），系美国会议员Maury Maverick（1895-1954）所创。”
乔志高（高克毅）先生多年前以《高不低咯克》为题的文章，就是从模拟火鸡的叫声“gobbledigook, gobbledygook”得来。文内列举多个例子说明“高不低咯克”式的文体，是“谋杀英文”的头号凶手。最叫人意想不到的是，gobbledigook书写之流行，竟然跟《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关系密不可分。这里说的帕金森，跟在1817年发现神经机能障碍的英国外科医生James Parkinson（1755-1824）并无关系。《定律》的作者C.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也是英国人，曾任新加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代表作Parkinson's Law（1955）最先发表于The Economist，提纲挈领的一句话是：“Work expands so as to fill the time available for its completion”，工作量会适应时限而自我膨胀。用乔老的话说，“工作有伸缩性——同样的一份工作，时间少也做得完，时间多则工作涨，结果在增多的时间内也不过刚好做完。”
《定律》假设一例证。一位老太太要给侄女写一张明信片，前后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找明信片，一个小时。找眼镜，一个小时。找出侄女的地址，半小时。执笔书写，一小时十五分，最后还要用二十分钟作决定：究竟要不要带雨伞出门呢？邮筒就隔一条街。这种工作，若由一个大忙人来做，顶多花三分钟。
就机关部门的运作情形而言，人手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因应工作量的需要而作出的决定。人手多了，并没有职员因此闲着没事做，或者大家可以早点下班。《定律》告诉我们，“the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work to be done are not related to each other at all”，工作人员多少与工作量多少并无直接关系。这怎样解释呢？乔先生制作的图表，应有帮助。
A
/ \
C D
/ \ / \
E F G H
A君是某机构的主管，老是觉得自己工作“过劳”。过劳的原因，可能因为精力衰退，反正这是中年人的征象。姑勿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他目前情形来看，可行的办法有三：（一）辞职；（二）请一位叫B的同级同事分劳；（三）增聘C和D两位下属帮忙。
不用猜测，A君最后选的，一定是第三条路。辞职不干，损失退休金。请官位同等的B帮忙，怕的是自己的上司W君终于退休时，平添一个“力争上游”的B做对手。增聘C和D两位下属的情形就不同了。把工作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分别负责，而自己是唯一懂得他们工作性质的人。再说，部门的人手越多，自己越有气派。
A要减轻自己负担，不能光请C或D来帮忙。理由是如果单是C来分担他工作，就等于请他跟自己平起平坐。这不正是“引狼入室”么？当初没有考虑请B帮忙，还不是为了同样的理由？下属必须成双成对，方便互相制衡。
不久C也抱怨工作过劳。A的解决办法也简单：派两名副手去做他的助理。D的地位跟C对等，为了不显得厚此薄彼，避免磨擦，理应给D同等待遇。如此一来，机关平添了E、F、G、H四位“帮办”。现在七个人一起做以前一个人的工作。《定律》中第二环节讲过的情形马上出现。衙门中七位大小官员都忙着给自己和对方创造工作，A更因此显得比以前更忙。我们不妨趁机窥探一下，“gobbledygook”是怎样炼成的。
上头一份文件下来，需要七位师爷过目。E看后决定这应该是F的分内事。F因此拟了一份回信草稿，交给上司C披阅。C在草稿上一一“斧正”后再拿去征询官衔对等的D的意见。D转手指派G负责处理。不巧G因事要请假，把档案交给H接手。H据此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出自己的意见，交直系上司D批示。D签过名后交还给C。C认真参考了各人的意见，在原稿的文字上一一作了增删后才呈顶头上司A。
文件送到A台上时，A正忙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已知道，明年W退休，自己已内定是接班人。那么自己现在的位子呢，C与D之间应由那一位来接任？G请事假，他不能不签准，但其实为了健康理由，该请病假的是H才对。他近来面色有点苍白，看来不单是因为家里出了问题。F呢，一直吵着要加薪。E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最近要求外调到别的单位。对了，A君还听到小道消息，D跟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书记“有染”。也叫A烦心的是，G和F现在见面也不打招呼了，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作为主管的A，看到C交上来的修正本，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不就成了？可不是吗，这几个宝贝给他和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已经够烦了，何必再为一份公文的用词伤脑筋。但A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把各版本的文稿小心看了一遍，把C和H加上那些画蛇添足的字句删除，冗词赘语消失后的稿子竟然跟F所拟的原稿最为接近。说实在的，F虽然常常闹脾气，但也最有才气。A看来看去，觉得下属交来的这份文件，文字沙石实在太多。他责无旁贷，只好自己动手一一改正（“none of these young men can write grammatically！”）要是这份文件当初由A自己草拟，大概也不比眼前的集体创作失色吧？
Parkinson's Law的文字极尽讥讽之能事。这一环节结尾时，我们看到太阳快下山了，A手上的工作还未完。掌灯时分，他终于从办公室走出来，低着头，两肩下垂，嘴角挂着一丝难明所以的笑意。大概他认识到，超时工作和早生华发，是取得成功必付的代价吧。Parkinson教授没有在《定律》中给我们一些官僚集体创作如何“谋杀英文”的实例。本文开头时引了陆谷孙辞典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跟进吧。先假定“Please cause an investigation to be undertaken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ing the truth”原来是《定律》中工作小组C君手笔，文件到常“闹脾气”，但最有“才气”的F手上，他看后皱着眉头把句子改为“Please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o find out the truth”，减了五个字，但意思不是一样？修订稿最后到了A那里。A觉得F改得中规中矩，但还可以再“瘦身”，于是拿起朱砂笔一挥，留下三个字：“Please find out”。
从以上的文字相貌看来，C说话和书写都有“避轻就重”、转弯抹角、装腔作势的习惯。摆着口语“find out”不用，偏说“ascertain”。F实话实说，本可把C的草稿改得更精简，但C终归头顶上司，应该给他留点面子。A拍板定案的三个字，就等于在文件上划上“bottom line”，“底线”。他有权力排众议，因为他是主管。如果他是工作小组第三线的小喽啰，他敢？由此可见权力与书写的密切心理关系。
乔志高在《高不低咯克》一文提供了好几个gobbledigook文体的例子，长短都有。其中一条与中国有关，堪作“Gobbledigook”之范例。话说美国“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walt，1859-1919）总统一次要接见清廷派来的大使呈递国书。国务院幕僚给他草拟的答谢词，其中有一句总统先生初看时以为自己眼花，除下眼镜擦拭镜片后再看，真的没看错呢：“I accept it with quite exceptional sentiments as a message of special friendship, I receive it with the more profound sentiments in that you bring it now no less from the emperor.”
Teddy脾气不好，看完稿子后咆哮道：“什么叫‘quite exceptional sentiments？’这笨蛋连普通英文都不会写？”
乔老说要用中文来表现西洋“等因奉此”和外国语文的“之乎者也”绝非易事，普通的翻译技巧不敷应用。乔先生因此没有把连Teddy也看不懂的句子译出来。我也不敢造次。看来Teddy总统幕府的运作，也一样受到Parkinson《定律》所支配。这答谢词应该怎么改？Teddy大可实话直说：“Thanks for your expression of friendship. Have a good day！”看来也实在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只有他老人家才有这种权力拍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