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善对《论语集释》的批评
傅杰
东方早报 2009-10-18 4:17:16
对《论语集释》，任先生的评论无疑是严苛的。但任文态度的严苛，正与识见的过人相应。他的批评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却也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
《无受室文存》
任铭善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第一版
476页，30.00元
任铭善（1913-1967）教授一生精研古文献与古汉语，于经学用力尤劬，论著遍涉五经，而最湛深礼学。不幸盛年以非罪获严谴，未享高寿，郁郁而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的《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要略》相继付梓。至2005年，其遗著《无受室文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虽然所辑尚不完备，还是为我们了解任先生的学术成就提供了便利。
五经之外，任先生于《论语》亦多有说，除《说<论语·冉有问夫子为卫君章>》、《说<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论语>“束脩”义》等专文，在《礼记目录后案》、《<大学>存翫》、《观堂礼说存商》、《易名诠略》、《豳诗征历》、《籀庼<白虎通德论>校文题记》、《经传小辨》中也都涉及《论语》，内容包括对字句的诠释、对文例的归纳、对经义的阐发。
王焕镳教授挽任先生：“自其少时头角峥嵘惊老宿，当在大学才能卓越服侪流。”任先生有超群的功力与才思，于古典常有独到的会心，妙言要道，所在多有。例如在《<大学>存翫》中，他把《论语》所载的“孔子年谱”（李贽《四书评》语）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与《大学》开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联系起来：
古之学者为己也。盖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者何？孟子曰：学者必依规矩。荀子曰：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于至足，足以为天下极矣。谓志于学，则忘食不厌，不知老至，终身假年，无它事也，而其所为志者，则不踰矩而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则有定矣，能静矣。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则能安矣。七十而从心所欲，则能虑矣。至于不踰矩，则其十五所志者至是而遂焉，斯得之矣。夫以夫子之天纵，七十而逡得之，此后世所以无尽伦之圣，无治平之世。而博施济众，修己安百姓，尧舜犹有病之者与。虽然，所谓得者，将何自而验乎？亦自夫定、静、安、虑而已。未有知止而不能得者。苟志于学矣，若非年之不足，又恶有不至于从心所欲而不踰矩者邪？《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其斯之谓乎！
所言既出人意表，又丝丝入扣。而在对字句的诠释、对文例的归纳、对经义的阐发外，任先生还有一篇值得重视的《论语》论文，这就是对《集释》的批评。
已有《说文稽古编》、《九朝律考》等论著传世的程树德教授（1877-1944）晚年完成《论语集释》，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煌煌一百四十万言，1943年华北编译馆初版，两岸屡有重印，是研究《论语》必不可缺的要籍。近七十年来，引录者甚多——今之能就《论语》古注古说旁征博引而头头是道者，虽未必坦白其来历，但十九皆不出《集释》；批评者甚少——不是真积力久，早已目迷五色，自然难以明辨是非。任先生的《评程树德<论语集释>》，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对程著提出全面批评的文字。
归纳起来，任先生的非议，大致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曰体例不善。程著分为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唐以前古注、集注、别解、余论、发明、按语十类，“其著作之体，盖欲集清以前训诂考据义理之大成”。但在去取之间或自觉不自觉地顾此失彼：
程氏悉采何、朱书，其意盖欲不为汉宋之党，虽本之黄氏《后案》，然二家体例本不从同，章句有时别异。如“礼之用和为贵”章句读不同，则于《集注》难于任意割裂。且何氏但说句义，朱子则曰：“《集注》内载前辈之说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义；载前辈之说于章后者，是说一章之大旨，及反复此章之余意。”又曰：“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是朱子有句义，又通说章义。程氏既取朱子，而于外注一概删去，偶然钞入，又不过为贬驳之资，鲜有甄取。是朱子所自以为切要者，程氏去之矣。
或以分类过细，反而难以照应：
自郑君《诗笺》及六朝以来义疏，皆先解经文，后及传注，此于义例为顺。程氏所谓考证，自汉以前群籍以及清阎百诗以下皆取焉。然诸家考证，往往正何氏《集解》以立言，今以考证寘之《集解》之前，学者未读《集解》，乃不知考证为何说。如“道千乘之国”章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 云云，读者未知此义何义、马氏何说也。
二曰裁断不明。钱穆先生谓程著“异说纷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失矣”（《论语新解》序）。这样的批评大概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集释、诂林类的著作。但很大程度上，这实在是由这类著作的性质所先天决定了的，有学者还正嫌其搜罗不够完备，所谓既不能应有尽有，亦不能应无尽无。这类著作编著者本可以只负责罗列证据，但如果他自告奋勇要兼任判官——或按钱锺书先生的说法，你在召集人来出席之外还要主持会议，就不能怪读者对你有更高的期望了。而任先生颇感失望：
程氏自述其按语之例，在乎平亭弃取，然于“管氏有三归”章，既谓俞荫甫三归为家有三处之说可从，又谓武虚谷三归为府库之说最为有力，已自矛盾。于“乘桴浮于海”章，集注按语既采《四库提要》言取材为桴材殊非事理，而别解按语又谓仍以作桴材解为是，语意模棱。其实翟氏《考异》以材为哉，取《集解》一说，于训于义皆为切当，而程氏顾未申也。
三曰引征不确。任先生于程著非议朱熹多有辨驳（这不代表一意廻护朱子，他也指出了朱说非是而“程氏无驳”之处），而其中一个显例是：
且更谓朱子阳儒阴释，其与张侍郎书，谓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云云，不知此乃释宗杲与张无垢书语，正朱子《杂学辨》（《全集》卷七十二）所引以病张氏者，程氏乃归之朱子，岂朱子所能受邪？亦不审之甚矣！
四曰辨析不精。《论语》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其中牵涉到的学说千头万绪，没有对中国学术史通盘的把握与精微的辨析，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先生目光如炬，一丝不苟。他既驳前人对朱子学术评鉴线条过粗：
论朱子《集注》者，辄谓其训诂不精。此以讥其说《诗三百篇》则可，以讥其说《论语》则疏矣。即就仁字之训言之，先秦之义，见于《中庸》、《孟子》、《礼运》者，固浑然无所不包；若汉唐诸儒之训，以孔孟之言断之，则皆偏而未赅。唯董子《春秋繁露·仁义法》《必仁且智》与《对胶西王》诸篇论仁，为能得仁者气象，庶几恢恢自得之论。朱子《论语集注》则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学而》）不言爱而言爱之理，则仁人能好人能恶人皆爱之理也。言心之德，则义礼知信亦皆仁也。故朱子曰：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分说（《语类》卷二十）。如是乃为偏赅无颇，而深体有得。后人议宋儒空疏无实，而乃终身觅求所谓相人偶之义不得，其空疏不愈甚耶？且朱子注“丧与其易也宁戚”云：“易，治也。”此字训之精确过于前人者也。注“三嗅而作”云：“晁氏曰：石经嗅作戛。刘聘君曰：嗅当作狊，古阒反，张两翅也，见《尔雅》。”此校义之周备过于前人者也。注“窃比于我老彭”云：“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则又考证审覈，非《集解》引包氏所及矣。然此固不足为朱子病，而亦不足为朱子重。盖朱子自以其说《论语》者为体，其训诂之精详，特所以成其说；其所略者，亦以其无助于说而遂弃之。朱子之说《论语》非无可议处，若仅执训诂以议之，则必非朱子之意也。
继驳程氏对学术史的分疏似是而非：
大抵程氏于《集注》，所争犹在理之一字，其言曰：一部《论语》中何尝有一个理字，圣人胸中何尝有此种理障邪（按程氏误解佛家理障之义，书中殊不一见，兹不辨）！曰专在理字上纠缠；曰朱子注《四书》，遇有之、斯此等字皆以理字填实之；曰孔子一生言礼不言理，后来理学家凡《论语》中礼字均硬作理字解。予谓朱子说理字有时诚有牵率处，如“自行束脩以上”章，《集注》谓人之有生同具此理等语是（此章程氏无驳）。然亦有甚分豁处，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章，《集注》谓动必以礼，《文集》（卷八十五，《答张仁叔》）云：“约之以礼，礼字便作理看不得，克己复礼之礼亦然。”则又何尝一概以理言之也？且尧舜得中字，而孔子则说仁，尧舜何尝说仁？到孟子即又说人心，孔子又何尝说心？但孔子说仁，答弟子问仁，非理会心而何（参《朱子语类》卷十九）？则孔孟未说理，而宋儒以理为言，明夫理即此仁心之所自具，固无不可。必以孔孟所未言而宋儒亦不可言，则是孔子不可以言仁而孟子不可以存心，即尧舜一中字又何处着落也？既于程朱言理之处不稍宽假，而于“子绝四”章，则谓郑氏《论语意原》之说为鞭辟入里，又谓陆王所说尚有心得，又谓意即亿，不先通训诂不足与言经，已自无所主张。甚则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释家同，“无为而治”章与道家同，尤为模棱影响之谈。
五曰议论不当。如果说前四者引起的是任先生的不满，那么程氏的若干议论，则已经激起了他的愤慨：
至其刻薄前人之处，若云伊川之迂腐，龟山之庸懦，当时皆负盛名，则朱子标榜之力为多；云朱子心劳日拙；云《集注》宣传主义，殊为无取；云宋儒作伪之言，不可为训，太不自量；云宋儒沽名恶习，不可为训。乃至论吕晚村，谓其迂腐不足道，其书未必能传，杀之适成其名，为吕氏因祸得福，则不唯伤忠厚，害名教，且程氏陷身围城，托名夷虏，方欲以孔子之道救纲纪伦常之敝（自序语），而于吕氏之祸不唯无所怅触惓顾，反以冷语肆讥为快，此其书之所以竟至不择其人而传者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说《论语》之书，而不审于辞气，吁，亦远矣！
这里不仅有对程氏在国难当头之际轻议中国文化人物的盱衡厉色，也许还隐含了对程氏在“汪伪华北编译局”（“汪伪”二字是任先生特别标出的）出版其书的不以为然（要知道时人对这个机构出版物的一般印象，王伯祥的《庋稼偶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近二十余年来也是由中华书局一再印行的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就是与《集释》同一年由同一处初版的。当年王氏好不容易才托书商觅得一本，而题记曰：“抗战期间北方出版之饶有学术意味者。顾以托迹伪庭，竟沦异物，坊贾惧累，遂糊掩出版之所，藉以自遁。”）。他自己的《礼记目录后案》大抵成于同时，在序文中他专门向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致敬，从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境：
抑予又有感焉：郑君逃权势之威而入乱贼之薮，厥协六经，整齐百家，方遘大难，从容注《礼》，明夷之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予丧乱之余，籀诵经记，草是篇时，盖困于寇盗者数月不能解，故籍残缺，多不能致，日对郑君之书，益私慕向往不可已，而所以自励者将益切，庶几进退之际无愧于郑君者，以是篇为之砥砺焉，勉之哉！
联想钱穆先生也正是在抗战时期而成的《国史大纲》中特别吁请中国读书人要对本国史抱有“温情与敬意”，抱有“爱惜保护之挚意”。其实程氏处非常之时，以病残之躯，孜孜以成《论语集释》，其用心亦相仿佛（俱见其自序）。但在疏误之外，他某些对古人较少“温情”甚至无情的议论，终于也湮灭了任先生对他的同情，导致了任文对其书的全盘否定：
昔刘楚桢作《论语正义》，先依焦氏《孟子正义》例，作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自谓不为专己之学，亦不分汉宋门户之见，期于实事求是（刘恭冕跋语）。程氏之《集释》，其分别钞撮，而混杂经注，直是长编之体耳。然去取折衷之际，有时则意在存人，不论其是非，如蔡谟、孙绰是；有时则存之乃所以备驳责，盖与刘氏异其旨趣。故谓今日而治《论语》，欲以之为行己修身之准则者，于熟玩朱氏《集注》后，更取刘氏《正义》以辅之，已可受用不穷。若夫去清人之枝叶，因宋儒之心得，以复汉师之旧体，论说其义，则有待焉尔。
任先生学问精深而性格峻急。他的老师夏承焘教授的挽诗说他“拥鼻听呤偪侧行，路人都怪气纵横”；他的朋友王季思教授的挽诗复称“耿介谁能及，锋芒我独钦”；他的学生王元化教授回忆：“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决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的哲嗣任平教授也提到过父亲“桀骜的个性”。这些特点，在他的书评中表露无遗。如他评《先秦学说述林》，开宗明义说：
我国近代的考证，学者有两种几乎相反的态度：有些人在方法上用工夫，有些却只注意结论，游离武断，互有蔽短。郭沫若属于后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直到如今，这态度在他不会有丝毫变化。他以一种社会进化的看法过分地渲染了“亚细亚的”氏族制度的情况，以此结构成他的扣定了的结论，而考证不过成为他做文章的材料而已。偏是他的态度往往动摇了结论的安稳，因此文章没有给他好的帮助。这本书是他十五年来考证文字的最近结集。他先给了一个拒人千里的申明，他说“如有愿意批评的人，最好请他从头至尾看它们一遍”，而不愿看到“性急的一鳞一爪的批判”。我是从头至尾看过了，而我的批判仍是一鳞一爪的。
对《论语集释》，任先生的评论无疑是严苛的。包括新出篇幅或稍过之的《论语汇校集释》在内，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彻底取代程书。而血气方刚的青年对于老人的苦心孤诣也可能缺乏足够的体察。但任文态度的严苛，正与识见的过人相应。他的批评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却也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
除了搜辑不够完备，《无受室文存》还有若干问题，像分类间嫌勉强（如把《无受室札记·狂狷》置于经学类，把《<论语>束脩义》置于小学类）、排序间嫌失伦（如《寄缪彦威论<诗>第二书》与《寄缪彦威论<诗>三百篇纂辑人》，前者是后者讨论的继续，但编者却把第二书置于第一书之前）。而更突出的是校点。即以涉及《论语》者而言，如《说<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夫开之学不可仕邪？夫子不能以子路之贼子羔者，贼开其学可仕矣，而时则不可，是开之所以未能信也。
《论语》中有两条：《公冶长》记：“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先进》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上文标点当厘正为：
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夫开之学不可仕邪？夫子不能以子路之贼子羔者贼开。其学可仕矣，而时则不可，是开之所以未能信也。
《评程树德<论语集释>》一文的标校，也时有可作加工的地方：
（一）盖诸经之体不同，斯治之之术各异。其在《尚书》，欧阳氏有章句，又有说义，在《诗》，鲁故鲁说，韩传韩说皆别行，以见说之体有异乎章句训诂也。按：此论《汉书·艺文志》，“章句”“说义”“鲁故”“鲁说”“韩传”“韩说”皆应加书名号。
（二）《论语》之传，张禹最后而行于世（《汉志》语），而《汉志》有鲁安昌侯说，是今《论语》出于张侯者，其初亦但有说，未尝有章句训诂之学也。按：“鲁安昌侯说”应加书名号。
（三）惟董子《春秋繁露》仁义法，必仁且智，与对胶西王诸篇论仁，为能得仁者气象，庶几恢恢自得之论。按：“仁义法”、“必仁且智”、“对胶西王”皆《春秋繁露》篇名，应加书名或篇名号。
（四）如“道千乘之国”章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云云，读者未知此义何义、马氏何说也。按：“四书或问”应加书名号。
（五）又如“譬如为山，未成一篑”章考证引《论语》俟质，云《说文》无篑，当为匮，又引后录以篑为草部之蒉。按：清人江声著《论语俟质》、钱坫著《论语后录》，“俟质”不当在书名号外；“后录”应加书名号。
（六）其实翟氏考异以材为哉，取《集解》一说，于训于义，皆为切当，而程氏顾未申也。按：清人翟灏著《四书考异》，“考异”应加书名号。
（七）既于程朱言理之处不稍宽假，而于“子绝四”章，则谓郑氏《论语》意原之说为鞭辟入里……己自无所主张。按：宋人郑汝谐著《论语意原》，“意原”不当在书名号外。
（八）《汉志》录《论语》三家，传一家，说五家。又曰：“汉兴有齐鲁之说，是《论语》但有说，其曰传者，主解释其意，亦说也。”按：“又曰”后引《汉志》文仅“汉兴，有齐、鲁之说”一句，其下皆任先生语，自不应一并列入引号内。
（九）且朱子注“丧与，其易也宁戚”云：“易，治也。”按：“与其”为固定结构，不可点断。
（十）“三归”义以礼制考之，常以读作馈为是，《论衡》读“咏而归”为馈同例。按：“常”当作“当”。（错字只举这一个，其他以“叚借”为“段借”、“发明”为“癸明”之类的手民之误不再例述。）
任铭善先生不是大师，不过活剥一句鲁迅论王国维的名言：“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在瓦釜雷鸣的时代，他的论著理应得到保存流布。《无受室文存》的编录功不可没，若能增补精校，再版以广其传，当更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