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

       
    11月12日下午，我校在科学馆举行“费孝通与云南——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费孝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建甲，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倪慧芳，我校党政领导刘绍怀、何天淳及省委统战部，民盟云南省委、昆明市委、云大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出席座谈会。


        我校党委书记刘绍怀致辞。他对各界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回顾了费孝通先生在我校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刘绍怀说，费孝通先生在我校开创的中西结合、注重实践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已成为我校社会学、民族学研究壮大发展的厚实的学术渊薮。刘绍怀表示，我校将以此次座谈会的召开为契机，秉承“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认真总结和弘扬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人生美德，为我国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黄毅作重要讲话。他指出，费孝通先生一生不仅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纪念费孝通，就是要学习他胸怀祖国、情系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衷心拥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勤奋求实、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他强调，当前全省各族人民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共云南省委八届九次全委会精神，希望民盟云南省委和广大民盟成员以纪念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紧围绕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我省实施“两强一堡”战略，科学的编制云南“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希望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人才优势，把各方面人士团结凝聚到中国共产党周围，不断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力量，为实现云南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杨建甲对费孝通先生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为我国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表示，纪念和缅怀费孝通先生，就是要以为他为榜样，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

         
        倪慧芳认为费孝通先生将民盟的盟务工作、参政议政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为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树立了标杆。民盟盟员要学习费孝通先生“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盟务工作精神。

         
        座谈会由我校校长何天淳主持。




        座谈会上，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老领导杨维骏，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我校副校长肖宪，民盟云大委员会副主委、我校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教授石鹏飞及我校民族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张跃、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兴育等也分别对费孝通先生光辉卓越的一生进行了回顾。


        费孝通先生与我校有着深厚感情。1938年11至1946年8月，他任教于我校社会学系，并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深入云南乡村开展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版了影响广泛的《禄村农田》调查报告，推动了我校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先生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的身份，多次到我校访问。1998年，我校在北京成立校友联谊会，已近90高龄的费孝通先生欣然应邀担任名誉会长。


        此次座谈会由民盟云南省委和我校共同主办，我校党委统战部、民盟云南省委宣传部、民盟云大委员会承办。
                        撰稿：祁志浩   摄影：李哲
         

大高

费老在云大

英古阿格

云南三村、魁阁。
近来云南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梳理与比较工作，这也是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的实践。

大高

重访可算是对前辈学者的追忆与敬意

重归“魁阁”
目录  · · · · · ·
上篇　记忆
忆魁阁
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
我在“魁阁”的日子
魁　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魁阁”的学术财富
魁阁的过客
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研究部之灵
下篇　重访
重访云南三村
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人看我看我们——读费孝通的Earthbound China和《云南三村》
从“小村”回望“三村”——一个“连锁故事”的整体写法
禄村农田的经济与象征
大理喜洲的地方与超地方仪式
芒市傣族的“摆”与交换
编后记

大高

魁阁：一段鲜红的记忆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作者）

1939年到1945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有十几个人先后来到呈贡的一间叫做“魁阁”的工作站。他们当中，年长的不过三十出头，很多人还只是大学生，其中有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胡庆钧、瞿同祖、谷苞、王康，都是些“干事业不要命的”角色。他们在工作站站长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完成了《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文献。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魁阁”工作站。

　　在那个岁月里，国土沦陷，物资奇缺，书籍很少，资金匮乏。但就是这批年轻人，挤在这又脏又窄的破庙里，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者团体。虽然生活条件恶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没人放弃，没人叫苦，大家共同经营出一种合作和友爱的风气，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传说般的“魁阁时代”。

　　魁阁的工作方法继承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席明纳”（seminar）。大家分散去做实地调查，再聚起来讨论。有时讨论的气氛炽烈，一争大半天。从当事人的文字看，争论中产生了不少矛盾，但大家合作得非常好，把学术分歧视为君子之争，争来争去都是从对方那里取长补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境界和治学态度，迥然不同于今天党同伐异的学风。也正因如此，所有当事人都十分怀念这段经历：田汝康说自己浑然不觉当时苦，许烺光说在魁阁“很知足很幸福”，陶云逵说“我实在喜欢魁阁的讨论会”，费先生更说“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无奈时局多变，这个有声有色的学术团队随内战的爆发而解散，随社会学的取缔而消失。

　　费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够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几年，费先生指派潘乃谷教授和王铭铭教授指导学生重访当年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几个地方，进行再研究。课题组又邀请几位了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的专家一起开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重归“魁阁”》就是这些成果的结集。

　　这是一本献给费先生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见“魁阁时代”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成就，看到魁阁之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艰辛历程，了解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地方所经历的沧桑变幻。但它不是一本简单的纪念文集，它引发的是对学者做人与做学问的思考。就物质条件而言，魁阁的学者恐怕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职业学者，但魁阁却造就了优秀的成果和良好的气氛。而适逢物质丰富、学术繁荣的今天，恐怕任何一位诚实的学者都会承认，我们的成绩难与当时匹敌，我们的学风更无法望前人之项背。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氛围中，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不仅“魁阁”精神淹没无闻，魁阁式的团队难得一见，就连“再研究”都被不少“有识之士”鄙视为拾人牙慧的简单重复。随着原始人的发现和后现代的胜利，魁阁的成就要么被讥讽为科学的孩提时代，要么被贬低为学术的权力关系，“继承与反思”已经成了问题。似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就必须另起炉灶，制造“规律深藏于黑夜”的假象，只等“上帝让牛顿横空出世”（God said let Newton be）。我们生活在一个“牛顿”迭出的时代，“牛顿”们却不屑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听说很多博导不导，很多教授不教，于是疑心《重归“魁阁”》似乎并非主流，有点费力不讨好。但学问并非奢侈品，非得要温饱之后才能去做。天上扔炸弹的时候还坐冷板凳的人不可能做不出好学问。如今天上没炸弹，地上没牛棚，但魁阁给我们的仍然远比自吹自擂的“牛顿”们高明。或许，今日学人面临的考验并不比炸弹牛棚容易对付。

　　魁阁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年鉴》的莫斯时代。一战毁掉了几乎所有涂尔干的得意门生。当莫斯重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顷尽全力为团体服务。从后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莫斯堪称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埃文斯－普理查德这样评价他，“不仅写作社会团结和集体情感，还用自己的生活加以诠释……如果该书（莫斯的《礼物》）的主旨之一，甚至它的基本主张，在于一个人属于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话，那么莫斯实践了这种主张，他让自己的抱负服从于共同的利益”。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费先生在《文化论》译序中用这工整的文字道出学人的“高”与“明”。费先生一再说，自己是魁阁的“总助手”。他为自己的同辈和晚辈刻钢笔版，油印稿件；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给大家做研究经费；带学生去调查，帮学生改文稿。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去，把魁阁同事的成果编译成英文（即Earthbound China和China Enters Machine Age两本书）。研究民国知识界的学者谢泳这样评价：“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魁阁成员。”年鉴派和魁阁，一个战后学术机构，一个战时民间团体，它们的相似之处让人不禁感慨做学问和做人竟如此相通。

　　《重归“魁阁”》的编者之一潘乃谷教授告诉我，“魁阁”是打了引号的，就是说“魁阁”并非一时一地，而是一种精神，出这本书，就是为了那精神。我仔细品味，那精神是什么，我不敢说懂，但是我知道，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老师的培养和鼓励意味着什么，老师的学识和付出意味着什么？或许学者可以有自由的兴趣，但学术断不是个人的事。个人的抱负，个人的学术生命，如果不放在团队中，不放在学科的处境中，不放在民族的命运中，那么个人的学术生命也不会长久。“魁阁”留给我们的，或许就包括了这个内容。

http://www.gmw.cn/01ds/2006-04/12/content_403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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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魁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