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kman

最近跟了这个帖子的人很多可能还没有能力搞清楚民俗学界的师承关系，漏洞百出的民俗学界“谱系”引发笑话是次要的，可能会伤及一些民俗学界专家和学者的感情，马老师作为这个版块的版主，纠错是他的职责，但是他在论坛上表现出大度和宽容。

[ 本帖最后由 folkman 于 2010-1-11 23:44 编辑 ]

silver

引用:

原帖由 恩施土家 于 2010-1-9 21:39 发表


你的博客设置的是论坛模式，所以在博客上的留言和论坛的话题是一致的，同时存在。

这跟博客空间选用“论坛模式”没有关联。

而是因为博主在自己的这篇博文后点击了“导入论坛”的功能按钮，同时选择了“问题·讨论”这个由知遥斑竹主持的讨论栏目。

请大家注意：咱们的系统在博客与论坛之间有一个功能性的双向通道：您可将自己在论坛发布的帖子导入到个人日志，也可将个人日志导入到论坛的相关栏目，实现个人空间与论坛资源的共享。

以上两个“导入”只有博主或发帖人本人有权操作，他人不可为之。

博文导入论坛之后，大家的回复如需要修改也只有回复人本人有权直接修改。

管理团队有权修改或删除他人的主题帖和回复帖，但必须走集体议定的程序。这个程序相当严格而且透明，见前帖中的相关说明。

恩施土家

确实都还没有能力准确完善的解答，而且这种帖子一贴出来，一些不当之处直接跟 具体的人挂钩，影响很不好，这个话题私下里讨论就行！

但是我们也很期待有能力的人来给一个完整的解答，民学界的师承关系应该不是想象的哪么复杂，还请大师们不要隔岸观火，潜水看笑话

恩施土家

哦！谢谢老师修正，因为我也是前几天申请的博客，有一个模式设置，我就设成论坛模式了，因为平时自己写博客很少，就直接拿论坛话题当日志，我还以为豫章老师也是这个问题。

学习了，改！~

任双霞

最初的帖子里有些错误。
不过呢，叶涛老师的弟子一栏小可忝列其中，心花怒放啊。
我从硕士到博士，都是叶老师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弟子，尽管不怎么争气，可是嫡系，血统纯正。
说叶老师弟子的时候，还能想到在下，鞠躬致谢，握手致谢，拥抱致谢啊。

silver

引用:

原帖由 豫章学子 于 2010-1-9 21:25 发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马知遥先生可以任何删改本人博客中的跟帖，我在博客中的跟帖却不显示，刚才发现都跑到这里显示了。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二。

这真真正正是一个大误会!

谁都不可能修改博客中博文后的回复内容，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如果你在博文的回复中发现自己所写的文字需要修改，那只有一个惟一的办法就是删除自己的回复，然后重新键入。

也就是说：博文的回复不能改只能删。

但导入论坛后的回复就可以修改了，修改人只能是本帖的回复作者；每一位会员都无权修改他人的回复内容。

管理团队有权修改或删除，但是必须走集体议定的程序。此不赘言。

马知遥

其实可以等知情人将楼主帖子里的信息有个较为合理的标准答案。不然白让楼主受过了。

silver

引用:

原帖由 恩施土家 于 2010-1-9 22:11 发表
确实都还没有能力准确完善的解答，而且这种帖子一贴出来，一些不当之处直接跟 具体的人挂钩，影响很不好，这个话题私下里讨论就行！

但是我们也很期待有能力的人来给一个完整的解答，民学界的师承关系应该不是想象 ...

师承关系可以是学术史的一个考察角度。在这个意义上讲，豫章学子的初衷大家应该理解，虽然他的梳理并不成熟和全面，但他试图作出的努力可窥一斑。

但正如前面的一些回复指出的那样：1楼的帖子(也就是豫章学子导入论坛的博文)里面确实存在诸多的错漏，这不是一两天、两三个人就能厘清的。

说说我自己，大家也就知道其中还真是需要一番文字，虽然不是那般复杂：

在我的个人学术简历中有一段文字抄录于此：

“……1980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附中；1984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陶立璠教授)；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史哲部，获法学硕士学位（民族学，导师马学良教授）；2000年9月─2002年1月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博士研究生；2003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民俗学，导师钟敬文教授、刘魁立教授）。”


1980-1984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大本自然没有专门的导师，但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是由陶立璠先生亲自指导的。虽然他只给我打了一个“良”的等级，但我永远感激他，他是第一位引领我走进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老师。

1985-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民族学，研究方向是彝族文学史，导师是马学良教授。这自然不会产生任何疑义。

1998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博，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当年的招生计划中，招生导师确实写着钟敬文教授与董晓萍教授，两人的姓名并列。入校后没多久，钟老就提出导师工作“还是要分分工”，说我和刘宗迪都个性太强(原话是“一匹野马，一匹黑马”)，不大好管，他要严加管教；并且还要求我读满四年再毕业(先生一直认为读博三年太短)。我也满口答应了，反正是在职上学，也不愁找工作，多花一些时间在先生身边好好读书，何乐而不为？……后来宗迪等同学都基本按期毕业了，我因出国工作3个月加上访学一年半自然就“留级”了，为此专门给师大研究生院打了书面延期报告。再后来，钟老仙逝，在教研室和系里的安排下，我跟尹虎彬同时转到刘魁立先生名下，开题报告的时候董老师也有参加。后来论文的写作工作基本是在刘魁立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我的印象中，当时学校也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也就是说在你的博士论文封面上只能写两位导师。所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封面上便写上了两位导师的姓名：钟敬文教授、刘魁立教授。但作为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我一向也认为董晓萍教授当然是我的老师，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专修过她开设的两门专业课程。

我的情况就是如此，跟我同年毕业的康丽的情况也如此：她的博士论文导师是钟敬文教授、刘铁梁教授。

这种情况表明：招生计划的导师与后来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处，但导致如此差别的具体原因各异。

要把每人的导师都捋清楚，还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然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查阅大家的学位论文或直接向个人求证。除了封面外，还得看内容，一般作者都会在论文的序、跋部分交待自己的研究过程的。

许多当事人不愿在此回应此事，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和原因，我们大家也要理解。

马知遥

巴莫真是透明的人啊，这样大家似乎都能渐渐清晰了。所以豫章的帖子促使大家对学术源头进行一次梳理真不是坏事。大家也非常想了解各位。不是吗？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豫章学子 于 2010-1-8 23:09 发表
　　
      本人本科学习历史学，看待问题不免总会从历史角度考虑。本人喜欢民俗学，首先就想了解民俗学的学术史，上网搜索后，对于民俗学界的师承产生一些兴趣。也顺便知道了赵世瑜先生和施爱东先生已经做过有关研究 ...

钟先生在位的时间太长，许多后辈都曾受过他的泽惠。
如果以钟先生的弟子为第二代，以钟先生弟子的弟子为第三代，那么，许多学者既是第二代，也是第三代。到底该把这些学者划入第几代，可就很麻烦了。

比如，董晓萍老师原是乌丙安先生的硕士，这属于第三代。
可是，后来她又在钟先生门下读了博士，并长期担任钟先生的助手，显然可以归入第二代。

又比如，刘铁梁老师是钟先生的硕士，这属于第二代。
可是，他是文革后的硕士，比乌先生、张先生等文革前的硕士晚了很多，因此，又对张先生执弟子礼，而且差一点跟着张先生读博士，似乎划入第三代也能说得过去。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我自己。
我本是叶春生先生的弟子，这属于第三代。
可是，我是钟先生招收的最后一名博士后，似乎将要跻身第二代。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入学，钟先生就走了，因此，我是跟着刘魁立先生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
而刘魁立先生是莫斯科大学的博士，算不上钟门弟子。

所以说，大部分钟门弟子都没法清算其辈份。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
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马知遥

终于等来了名单中的几位知情人。。。。。。。。。。。。。。。这样的答案已经令人很满意了，其实如果大家都来澄清下，我们就明白“上下求索”，遍访名师的重要性了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豫章学子 于 2010-1-9 21:28 发表
我的跟帖都跑到民俗学论坛上了。

那是因为这篇博客设置了“导入论坛”，所以，许多回复不在博客中显示，而是被导入了论坛。
可能是你还不大熟悉民俗学博客与民俗学论坛的互动关系，所以有些误会。
误会消除了就好，大家握个手。

叶涛

今早才细细读过上面这些文字。
今天是钟老逝世8周年的日子。
今天谈师承与学术的传承有着特殊的意义。

豫章学子大概是想了解学术的传承，了解学术传承选择师承关系作为突破口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师承关系确实很重要，但是，师承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学术的传承。谈学术传承，需要从研究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入手。

豫章学子列出的师承关系，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有些问题，大概还需要老师和学生自己出面来说明。
以本人为例，我是2000年去北师大跟随钟老做国内访问学者，2001年10月起，成为钟老的博士生，被称作是关门弟子。关门弟子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那一年钟老名下招收了四名博士：王杰文、吉国秀、黎敏和我。我们那一届由于宿舍的缘故，是在10月才入学，第一年住在大运村。
2001年之前，北师大只有钟老和董晓萍老师有资格带博士（此前还有张紫晨先生），所以招生简章上是两个导师共同出现，学生报名时也是报两个导师。2001年情况有所变化，除钟老和董老师以外，这一年，刘魁立和刘铁梁两位老师也在北师大招生，出现了4位导师，学生报名的时候就必须明确填写是报哪一位导师。那一年，除我们4位报在钟老名下，还有朱霞报董老师，张雅欣报魁立老师，岳永逸报铁梁老师，这一届师大民俗学博士共招了7人。好像还有一位韩国学生，我印象不深了。
2002年1月10日钟老去世，我们钟老名下的4人转到其他老师名下，我跟着魁立老师，王杰文跟了铁梁老师，黎敏跟了董老师，这一年，万建中也有资格招生了，吉国秀便跟了万建中。
这样，在我的博士论文上面，指导教授就出现了钟敬文和刘魁立两位先生的名字：钟老把我招进门，魁立老师把我带出徒。

叶涛

豫章学子列出的师承名单中，竟然还有我和我的弟子，这里面还有明显的错误，这令我十分不安。
我个人的师承没有被弄错，我的老师就是钟老和魁立老师两人。所列出的我的学生就有误了。
列出的4名学生，情况如下：
刁统菊和张勃是我1999年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那一届共招了三位女生，还有一位韩国留学生黄今姬。张勃后来的硕士论文是齐涛老师指导的，再后来的博士也是在山大跟随齐涛读的。
任双霞是我的硕士生，也是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生。
把张士闪列入我的名下则大谬特缪了。
士闪和我都是山大中文系毕业的，我是80级，他是81级，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自然是师弟，但上学时我们并不认识。九十年代初，士闪在山东艺术学院教公共课，因为学校拓展课程，他选择了讲授民俗学，此后我们才开始交往。他在《民俗研究》创刊10周年的1995年第4期上面，曾有短文谈他入门民俗学的经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民俗学界有一个朋友圈子，大约有十多个人，经常聚会，研讨学术，增进友情，大家颇为融洽。我2000年进京求学时，大概就有些朋友不理解，认为我是放着好好的舒服日子不过，去北京找罪受。其中，士闪是能够理解我的一位。我在京做访问学者期间，便动员士闪也走我的路子，他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也步我的后尘，到北京“受了4年罪”：一年访问学者，三年博士生活，其间还赶上非典的日子。
豫章学子的老师把士闪说成是我的继承人，我不敢当。这大概就是豫章学子把士闪列入我名下的缘故吧。
我在山大学习工作28年，对于山大民俗学所做的基本上是盖庙的工作，如今地基已经夯结实了，庙也已经盖好，只是换了一个庙祝，各念各的经，难说什么继承。
我在山大的最后几年，由于家庭的原因，离开山东已成定局。这期间，我也曾经起意想把山东的民俗学力量相对集中一下，也考虑过把几个人选调入山大，但真正实施的也就只有士闪一人，其间，还由于学校领导对士闪的不了解，有所耽搁，一直拖延至我调动之时才办成。
说张士闪和我的学生刁统菊是师兄妹关系，其说有据。2002年，铁梁老师招收了4名博士生，其中三名是来自山东的，两位是我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刁统菊和黄今姬，另一位就是张士闪。从铁梁老师的角度算起，他们自然是师兄妹了。
不过，还在刁统菊那届学生跟我读书时，我就请士闪为他们讲过课。由于那时山大民俗所的条件极差，只有几平米的办公室，课堂只能在老师的家里，士闪讲课时，不止要管茶水、提供座椅，中午还得在艺术学院的小餐厅里招待我们师生，现在想起来颇为温馨。

叶涛

要把中国民俗学的师承关系完全理清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小马说的要一份标准答案，那是不容易作答的。
我想，弄清楚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学科该做的事情太多，有那个精力还不如去做一些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