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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民族志的理论与书写”论坛在山东大学召开

“艺术民族志的理论与书写”论坛在山东大学召开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主办,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承办的“艺术民族志的理论与书写”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1306室召开。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十五位学者到场参会,山东大学硕博士在读研究生共计三十余人参与旁听。

        23日上午8点半,第一场会议举行。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士闪教授致辞,会议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主持,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教授担任发言评议人。英国杜伦大学终生荣誉教授罗伯特•莱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以及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分别作大会发言。会议原则上每人发言半小时,评议和自由讨论半小时,正如方李莉会长所言,有如此宽裕的讨论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期盼已久的好事。

        罗伯特•莱顿教授率先发言(山东艺术学院刘翔宇教授担任翻译),他以剪纸和鲁锦的纹样为例,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探讨鲁西南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和鲁西南两个艺术传统,阐释了传统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发展问题。发言结束后,各位老师对“小传统”和“大传统”、“作品意义”和“符号名称”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接着,方李莉研究员从当代艺术人类学兴起的背景、有关艺术的定义、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分期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特别提出“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分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所面临的状况、所具有的优势,并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艺术人类学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发言结束后,王建民教授等对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理解艺术而艺术”等问题展开讨论。杨民康教授作了关于“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演讲,他认为民族音乐(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是从“简化还原分析”到“转换生成分析”的一系列分析理论及其分析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讲话结束后,各位老师对杨民康教授讲话中所提到的“转换生成”、“指向未来”、“超民族志”等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洛秦教授以上海音乐学院1927年创立的历史书写为案例,提出了对于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方法的思考,指出音乐的历史是被发现的,被书写的,被阐释的。发言结束后,老师们对上海音乐学院创立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洛秦教授提出的“重写音乐史”等问题展开讨论。

        23日下午两点半,第二场会议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担任评议人。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发表题为《礼俗互动——国家的文化“书写”》的演讲,从艺术记录与文化书写,分类研究和标准化建设,后集成时代“志”的概念、学术视野的发展、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学科边界具有的模糊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在突破学术藩篱和强调学科传统之间形成张力的同时,不能困于形、相、名的区别和比较,而要努力在背后的意义上达成共鸣,以推进学术的发展。在评议和讨论中,学者们对“后集成时代”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并充分肯定了李主任所提出的“共享民族志”理念。

       接着,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教授带来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即兴演讲,他抛开课件和讲稿,紧紧抓住此次会议的主题,提出了田野转写、田野伦理、资料呈现等问题,并对田野的“表演性”及“背后的人”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发言结束后,引发了在场各位学者对“表演民族志”、真实性和表演性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在讨论的中,莱顿教授发表了“表演”和“文本”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进行直面交流,而读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只能通过文本进行猜测,“解读”和“理解”之间存在着距离。张士闪教授从“民众的世界观及编制逻辑”和“学者与民众的相互证成”等方面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学术不能走向虚无主义,民族志的书写过程,是民众与学者基于各自生存现状与地方传统的互动,而互动的前提与方式都经过了各自主体想象的过滤,并呈现出复杂的主体间性,民众主体的表达既非“裸呈”,也无法“自由”。发言结束后,徐新建教授发表评论,认为“多主体间礼俗持续互动,相互成为他自己,最终皆大欢喜”。

       中国传媒大学耿波教授发表题为《艺术民族志书写的挑战与可能》的演讲,阐释了艺术民族志书写的核心问题,认为“民族志书写”具有反思性、开放性和语言性。认为艺术,即一种典型的从生活经验当中而来的符号,从而提出了“写意民族志”“新民族志”书写的可能性。最后,由东南大学副教授孟凡行发表《地方性、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的创新》的讲话,认为地方感的视角为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发言结束后,各位学者对“地方感”,“民族志”与“艺术民族志”的区别等问题展开讨论。

        24日上午,第三场会议举行。会议由张士闪教授主持,杨民康教授、耿波教授评议。王建民教授以“影像民族志”、“身体人类学”为例,阐述了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同时指出影像民族志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而是民族志的主观表达,尽管影像和表演包含着民族志者对于以往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有意的尝试,但问题理解的关键不在于媒介,而在于对于民族志撰写的深入反思以及新的探索。发言结束后,杨民康教授在评议中提出艺术人类学是“入口”还是“终点”的问题,耿波教授在评议中表明“身体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并提出了观念与技术的合一是否可能的问题。激烈的讨论过后,王建民教授回应,无论是技术还是感观,不是去关心美学理论,而是要从实践中去看它的审美观;不能先有“先进的”和“落后的”的预判,而要寻求其中的平衡,尽量不偏不倚地去看待,认识和理解的有限性,可以通过田野去接近客观存在的问题。莱顿教授补充讨论“能动性”和“结构”的关系时说:“不能把结构看作客体,而要看成一个过程”。
在徐新建教授的演讲中,首先分析了“格萨尔”的表述问题,他认为,“格萨尔”已在藏、蒙等跨文化圈人群成为内涵厚重的文化传统,明确指出我们需要以格萨尔在民间传承的自身全貌为依照,重审成果,检验表述,从而提升对格萨尔的理解;其次,从“史诗”、“唐卡”和“文化”三种不同的表述对格萨尔进行比较讨论;最后,阐述了人类学的表述民族志的特点,功能和意义。杨民康教授在评议中,讨论了“文本”和“本文”、“音乐即文化”和“音乐即艺术”的关系,提出艺术民族志的目的是接近格萨尔本相,还是要描述和阐释,舞台上的“格萨尔”是不是“本相”等问题。安丽哲研究员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后的艺术民族志的作品为例,探讨了近十年来(2006—2016)中国艺术民族志书写和研究的特征,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数据分析结果等问题的讨论,耿波教授在评议中,提出“民族志就是一种职业”的观点,各老师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永健研究员带领我们回顾了中国艺术人类学30余年的发展之路, 并畅谈中国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反思,并从“历史与国家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和“交还文化解释的权力”三个方面对民族志书写方式的转变进行阐释。

        在论坛接近尾声之际,徐新建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艺术人类学的“中西”关系(理论),“古今”关系(理论),各民族本身性的艺术理论如何进入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艺术民族志要“追寻记录”还是“追寻阐释”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讨,并希望在之后的会议中,能有新的面孔,新的思想融入,更好地推动艺术民族志理论与书写的发展。

        24日中午十二点,论坛圆满结束。本次会议围绕“艺术民族志的理论与书写”有序展开,研讨的时间充裕,研讨的主题明确,讨论的内容充实,会场的气氛活跃。相信此次会议必将会对推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规范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有力地推动。(作者:蒙锦贤 秦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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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均由17级民俗学研究生陈科锦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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