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的勒克莱齐奥
余中先
一、勒克莱齐奥是谁?
二○○八年十月九日的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消息传到北京，中国的新闻媒体似乎还蒙在鼓里，许多记者对勒克莱齐奥为何许人也一无所知。笔者当时在家中接到电话无数，纷纷探问这位折桂者勒克莱齐奥的底细。
其实，中国早已经熟悉了勒克莱齐奥。作为小说家，他已经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了汉语，在中国出版，其中有《诉讼笔录》、《少年心事》、《战争》、《流浪的星星》、《金鱼》、《乌拉尼亚》，而早在一九九一年，《世界文学》杂志已经刊登过他的五个短篇小说《蛊惑》、《时光永驻》、《雨季》、《齐娜》、《曙光别墅》，并配发有评论文章[①]。
更为奇妙的还有一事：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二○○六年的法国卷颁发给了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以至于，当该出版社的编辑在二○○八年十月听闻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时，竟然称勒克莱齐奥为“我们的作家”。
记得，就在二○○八年年初，在中国获奖后，勒克莱齐奥欣然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来到北京，参加了颁奖仪式，并与中国学者进行座谈。当然，因为他当时就在韩国的首尔，绕一下道也不算太远。这已经是勒克莱齐奥第三次来中国。
来北京的那天，勒克莱齐奥病了，拉肚子，可能是什么东西吃坏了，或者着了凉。我发现，他原来穿了一双凉鞋，就是露脚指头和脚后跟的那种，当然，他还穿了袜子。不知道他是因为久住热带而习惯穿凉鞋(他的家在尼斯，在法国就算是最南方了，而他经常在非洲居住)，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上身正装，下身凉鞋，好像也不搭配，但也不是不修边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宋强这样记录他对勒克莱齐奥的印象：“他穿了一身西服，有点皱，可能是旅途劳顿没来得及打理，人很清瘦，很精神，一双丹凤眼显得很冷静很深邃，仿佛有一种洞穿生命的力量。最让人称奇的是，他脚下居然穿着一双凉鞋!”[②]
在他抱病而作的热情洋溢的答谢词中，他还友好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情谊：“我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北京小说家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的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也“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当然，在法国，勒克莱齐奥早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早在一九九四年，法国的《读书》杂志曾经作过一项读者调查，问“谁是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法国作家?”结果，勒克莱齐奥的得票率最高。[④]依笔者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若要颁发给一个用法语写作的人，那么，勒克莱齐奥即便不是唯一的人选，至少也是三五位最佳候选者中的一位。
二、其人
勒克莱齐奥一九四○年四月十三日出生在法国南方的尼斯，但他父母的许多家人都在法国前殖民地毛里求斯。八岁时，勒克莱齐奥和母亲前往尼日利亚，与被派驻在那里任医生的父亲拉乌尔·勒克莱齐奥团聚。两年后重返法国。在完成中学教育后，他于一九五八进入大学，但第二年就被让·奥尼穆斯教授从文科预科班中赶走。同年，他去了英国，被聘用为文学教师。同一时期，勒克莱齐奥进入布里斯托尔大学学英语，想获得英语的文学学位，但其中坎坷颇多。一九六三年，他在尼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一九六四年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以《亨利·米肖作品中的孤独》为题。差不多就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开始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此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从事研究，并于多年后的一九八五年，在佩皮尼昂大学完成了他有关墨西哥早期历史的博士论文。
勒克莱齐奥年幼时便喜欢读书，同时也动笔写作，据他自己说，他八岁时，在前往尼日利亚一个月的旅程中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他写了两本书《环球航行》、《黑色的奥拉迪》。一度，勒克莱齐奥曾在绘画和文学之间摇摆，后来终于下决心选择文学，并先后尝试了各种文类的创作：诗歌、小说、哲学随笔、历史随笔。
勒克莱齐奥是以小说处女作《诉讼笔录》(一九六三) 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由此，他开始创作了一系列描绘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的小说。随后发表的小说包括《发烧》(一九六六，短篇小说集)、《大洪水》(一九六七)、《可爱的土地》(一九六七)、《飞行之书》(一九六九)、《战争》(一九七○)、《巨人》(一九七三)、《他方游》(一九七五)、《沙漠》(一九八○)等，在这些小说中，他指出了西方城市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和人们的恐惧。
同一时期，勒克莱齐奥出版了散文集《物质的沉迷》(一九六七)、《瞳孔扩大》(一九七三)、《哈伊》(一九七○)。《哈伊》开始反映出印第安文明对他的影响。勒克莱齐奥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间曾长期居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这对他的作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离开大城市，在与印第安人的接触中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其间，他在非洲的沙漠地带遇识了摩洛哥女子吉米娅，她于一九七五年成为了他的妻子。克莱齐奥同年出版了《他方游》，在书中讲述了他在中美洲学到的东西。随后，勒克莱齐奥还开始翻译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作品，如《<方士秘录>的预言》、《墨西哥人的梦想》、《被打断的思考》，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墨西哥伟大过去的迷恋。
勒克莱齐奥曾在曼谷、墨西哥城、波士顿、阿尔伯克基、奥斯汀等地的大学教书。九十年代后，他轮流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非洲的毛里求斯岛、法国的尼斯居住。由于很少在文化中心巴黎居住，也很少在文坛公开露面，尤其是与媒体打交道，他被人们认为是某种“文学隐士”，当然也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对巴黎现代社会的厌恶。他说，如果巴黎有什么可爱的话，那便是城市周围的玉米地。对自己为什么喜欢常去墨西哥小居，他解释道：他需要有“两道门的家”，一道是欧洲门，一道是拉丁美洲门。作为作家，他属于两个世界，他随时可以离开一个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去。有了这“两道门”，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写作，写作中任凭自己的想象展翅飞翔了。[⑤]
勒克莱齐奥很早就开始关注环保和生态问题，他的这一倾向在小说中不断积累。他同时也很关心不发达国家中人们的生存境况，可以说，环保与自然，社会发展与原始文明是他笔下的关注焦点。他有很多作品以非洲和美洲为背景和题材，那里不仅是他熟悉的国度，还是他的关切所在。这从《哈伊》、《寻金者》(一九八五)、《奥尼查》(一九九一)、《帕瓦那》(一九九二)这些小说以及散文作品《迭戈和弗里达》(一九九四)的题目便可见一斑。他后来的小说还有《流浪的星星》(一九九二)、《金鱼》(一九九七)、《革命》(二○○三)、《乌拉尼亚》(二○○六)、《饥饿间奏曲》(二○○八)等。
除了长篇小说之外，他的文学创作还包括短篇小说、故事、游记、随笔、儿童文学、评论文章等。其中短篇小说集《少年心事》(一九七八)、《巡逻及杂事》(一九八二)、《曙光别墅》(一九八三)、《春季与其他季》(一九八九)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角，小中见大地体现出他的文学价值，即从感觉上热情洋溢地赞美小人物，赞美他们对自由、野蛮、原始的自然状态的追求。
勒克莱齐奥获得过的文学奖项包括勒诺多奖(一九六三)、拉尔博文学奖(一九七二)、法兰西学士院保尔-莫朗大奖(一九八○)、摩纳哥大公国文学奖(一九九七)等。在中国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法国卷)时，他在北京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座谈。我们还曾就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作过谈论，并给了他鼓励。而就在二○○八年十月，折桂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之际，勒克莱齐奥正准备去瑞典，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获得了以瑞典作家斯梯格·达耶尔曼为名字的文学奖。
从这一小插曲，也可看出，勒克莱齐奥跟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也是有缘分的。
三、其作
当年，勒克莱齐奥是作为一位在存在主义和“新小说”后出现的年轻作家而受到读者和批评界注意的。初出茅庐之际，勒克莱齐奥很像是一位文字魔术师，追求词语的锤炼，试图使语言脱离日常的退化状态，恢复蕴涵于文字中的永恒力量。
《诉讼笔录》以浓厚的神秘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新颖的写作手法独树一帜，出版后即获勒诺多奖。主人公亚当·波洛从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城市中流浪的人。他和狗一起游荡，擅自住入了一所无主的房子，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所谓“诉讼笔录”，是亚当记录下的目光所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小说从亚当奇特的感觉方式出发，表达了主人公对现代文明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排斥与否定。亚当模仿狗的动作，寻找狗的感觉，他还企图物化自己，使自己成为“青苔”、“地衣”、“细菌”与“化石”。其“感觉言行”实际上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在笔者看来，这里头有一点卢梭的那种推崇原始、回归自然的思想，又有追求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反“人本主义”的“物本主义”意识，可能还与东方中国的老庄的“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相吻合。
《大洪水》同样写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主人公大学生沦为流浪汉，因腻透一切，竟用两眼直视太阳直至失明。《可爱的土地》从主人公桑斯拉德的孩提时代，一直写到他死后，作品展现了一个充满对阳光、植物、动物的追忆的世界，但是人却被排除在这一世界之外。
《战争》写现代人在生活中处处受到噪音的袭击，犹如在原始丛林中受到猛兽的威胁，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就像在打一场仗，“战争开始了，没人知道它发生在哪里，也没人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但它已经开始了。”作品的生态危机意识十分明显。
《巨人们》把现代社会比作强制劳动的巨大企业，暗示生活的欢乐已被激烈的竞争扼杀。《他方游》的女主人公娜加娜加具有变形能力，能通过对物的凝视、观察、沉思达到一种“空”的境界，变得无影无踪，进入他人的梦中，并与大海、太阳交往。
他最具突破性的小说是《沙漠》，他因这部作品获得了当年首次颁发的法兰西学士院保尔-莫朗大奖。《沙漠》突出地描绘了一个北非沙漠迷失文明的悲壮图景，这与难民眼中所看到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年轻姑娘拉腊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工人，住在海边某大都市中的贫民窟。这位拉腊与《他方游》中的娜加娜加十分相似，她是非洲荒漠中“蓝人”(习惯身披蓝纱，在日光的暴晒下，皮肤成了靛青色)的后代，继承了祖辈“蓝人”血液中的战斗情结，固执，自豪。她爱上了一个哑巴牧羊人，在他身上找到爱情和希望之后，她告别了非洲，到马赛去经历更悲惨的城市生活。她在马赛靠一个时尚摄影师的帮助成了著名的封面女郎，但她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对荒漠和原始宗教的激情，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她怀孕后便毅然决然地回到荒漠，走在祖先的土地上，并且按海潮的节奏生下了孩子。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体现出“在当今的西方世界里与不公正和贫困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
《寻金者》以一种探险故事评价了印度洋岛屿的物质。阿莱克西带着父亲留下的藏宝图和资料到某岛探宝，但历险以探寻金银的失败和明白真正探索的意义而告终。多年之后，主人公终于懂得，人的真正故乡在内心，真正的金子是大海，是满天的繁星，是爱。
在《春季和其他季节》中，勒克莱齐奥以散文诗式的文笔回顾了五个女子的脆弱的梦，她们追寻爱情、友谊、未来和自我的梦。但梦幻一过，留下的只有沉默、遗弃和孤独。
《少年心事》中有一篇叫《蒙多》，蒙多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年。与《诉讼笔录》中的亚当一样，蒙多在城市中自由自在地流浪，无牵无挂，似乎哪里都是他的家，他时时刻刻在所到各处感受、体验着大自然的美好。蒙多敏感、天真、善良、热情，熟悉城里的许多人，他喜欢与那些目光明亮、笑容可掬的人来往，遇上他们，蒙多便会停下来，聊上几句，提一些关于大海、蓝天和飞鸟方面的问题。朋友们也都与他建立了融洽、自然、朴实的关系，如卖艺人茨冈、钓鱼人约尔丹、别墅中孤独的越南女子蒂琴、养鸽子老汉达帝等等。他在街头病倒后，被收容警察送入救济院，但天性爱自由、自然、漫游的蒙多当天就逃了出来。
《金鱼》中的女主人公没有名字，第一个收养她的嬷嬷叫她“莱伊拉”(Laïla)——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夜”——但这根本不是她的真名，她也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六七岁被偷走，辗转贩卖为奴，从北非到法国、从巴黎到美国的波士顿、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再回到欧洲南部。在经历了潜逃、流浪、越界、偷渡后，即使最终有了一纸匿名护照，甚至美国移民局的官方证明，她仍没有丝毫的归属感：“我的心还是跳得很快，就像有人要把我往外丢。我想，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无论我到哪里去，人家都会告诉我，这不是我的家，总要我到别的地方去试试。”
勒克莱齐奥后期作品的重点越来越倾向探索世界的儿童时代和他自己家庭的历史，这一趋向开始于《奥尼查》、《流浪的星星》，在《隔离》上更为具体，在《革命》和《非洲人》中达到了顶点。
《流浪的星星》以小女孩艾斯苔尔和母亲一起去寻找传说中的自己的家园——圣城耶路撒冷的途中的种种遭遇为情节，展示了她以及她的亲人、朋友，在希望、绝望、等待、死亡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感受和心态，对战争和人性这一主题作了深刻的表露。这一叙述令我们很自然地回想起作者自己的童年。我们知道，勒克莱齐奥是在尼斯附近维苏比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罗克比利耶尔度过他的童年的，由于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勒克莱齐奥的童年根本就谈不上自由、幸福，只有外祖母给他讲的故事，还有对书本的阅读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革命》是一部历史小说，总结了他作品最重要的主题：记忆、流放、年轻人世界的再适应、文化冲突。小说的大背景是历史上风起云涌的革命，它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其小背景就是主人公对家族历史的探索。青年主人公让·马罗出于好奇，开始动手调查其家族的神秘历史，慢慢地探清了种种秘密，最后，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腼腆，得到了心上人的芳心。
让的姑婆卡特琳·马罗常常在家中跟年轻的让谈天谈地谈家世。而让·马罗在祖上留下的一部日记中发现，他们的家族史开始于法国的布列塔尼，当年，他的祖先让·欧德斯带着妻儿，从法国来到毛里求斯，解放了奴隶，教他们学文化，并开发了一个庄园。欧德斯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在日记中记述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战争和起义，历史场景叙述得十分生动。正是让·欧德斯的日记记述，卡特琳·马罗的口头讲述，以及让·马罗的亲身探索，构成了这个家族所经历的革命历史。
《乌拉尼亚》讲述了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孩子们的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们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人以自然的天地为依托，顺天地而生，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形式，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与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这个理想国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被迫迁移，去寻找它的出路。作者通过对这个理想国的描述来讽刺当今社会的弊病，读来耐人寻味。
笔者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委，当时力推该作入围评选。后来，笔者为它写了如下的获奖评语：“如同勒克莱齐奥先前的小说那样，《乌拉尼亚》继续不断地述说着反抗现代社会，不懈追求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话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现代文明提出诉讼，与物质社会展开战争，通过逃离城市，穿越荒漠，踏上去往另一边的旅行，如星星一般地自由流浪，在现实中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国度，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大地上找到了一个天堂，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尽管，这一过于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⑥]这段话里，包含了一些文字游戏，因为“诉讼”、“战争”、“逃离”、“荒漠”、“另一边的旅行”、“星星般地流浪”等，都是勒克莱齐奥以前作品题目中的词语。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跟他其他作品密不可分的联系纽带，应该是可行的。
勒克莱齐奥最近的作品是小说《饥饿间奏曲》，就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刚刚出版。
四、文学价值的评判
按照惯例，瑞典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解释了克莱齐奥的获奖原因，说是“一位标志文学新开端的作家，一位书写诗歌历险、感官迷醉的作者，是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探索一种人性的探索者”。
官方公布的英语评价，称勒克莱齐奥为“author of new departures，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
而法语版本在用词上稍稍有些不同：它称瑞典学院选择了un écrivain de la rupture, de l'aventure poétique et de l'extase sensuelle, l'explorateur d'une humanité au-delà et en-dessous de la civilisation régnante。
英语中的“new departures”在法语中变成“de la rupture”，“新开端”变成了“决裂”。对此，法国的批评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种种看法中，让-克洛德·勒布朗的观点比较客观，也比较新颖。他认为，勒克莱齐奥无疑是当今法语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但从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所说的“新开端”或“决裂”意义上说，他并不能成为法语文学的代表。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直接涉及到现代文明的种种缺陷，指望从另外的不发达文明、或曰主导文明之外去探索人性的本真。勒布朗认为，勒克莱齐奥是很好的作家，但还不到最伟大的地步。他觉得，目前在法国，批评界比较认可的大家，除了勒克莱齐奥，更应该是来自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和来自马提尼克岛的帕特里克·夏姆瓦佐。勒布朗最推崇的作家是让·埃什诺兹，认为他才是标志着“开端”和“决裂”的代表，至少从荒诞派和新小说的文学革命之后，埃什诺兹的文字探索具有最划时代的意义。而勒克莱齐奥的文字，在他看来依然属于传统文学的那一种，尽管里面有种种革新的因素。[⑦]
所谓“对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一种人性的探索者”，指的是，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多以漂泊流浪的边缘人物为主角，这些人物有意识地生活在现代主流文明之外，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比文明人更具感官性、直觉性，对生活更有强烈的热情。通过探索他们的生活和世界观，勒克莱齐奥表达出了自己对原始的文明传统、野性的古老文化的关注，以及对当代世界工业化文明的置疑和对抗。
从文学创作的主题上看，勒克莱齐奥善于描写那些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比如流浪者(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诉讼笔录》中的亚当)、小偷、逃犯、偷越国境的人，还有那些心灵纯洁但行为“怪僻”的少年人，表面腼腆却内心冲动的少女等。透过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作者力图反映出人类心灵中与貌似合理的发达的现代文明相对立的向往自由、回归自然的本性。这些作品的批判色彩很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批判整个现代社会。
勒克莱齐奥的想象建立在可比较、可借鉴的种种文明的基础上，欧洲文明、中东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洋文明，等等。他的作品显示出，人类的经验其实是一样的，而它们的表现方式越是多样化，越是彼此不一样，越是丰富多彩，也就越是体现出它们本质上的同一。勒克莱齐奥所做到的是，如何在考虑到多样性的同时，又不破坏整一性。
从艺术手法上说，勒克莱齐奥有着不懈的追求与开拓，可以说是刻意求新、求奇，而又不拘一格。观察入微、描写细腻是他的最大特色，使人想起“新小说”的“客观”描绘手法。他的早期作品结构往往显得松散，堆积杂乱，内容不连贯，比如行文中夹有剪报、电话簿页、物件列举，甚至排字游戏;这些明显具有形式主义的性质，好像是一个新潮作家摆弄出来的时髦玩意，旨在标新立异。不过，他后来的作品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在对物件的细的、静的描写中，我们还能看到新小说的痕迹的话;那么人物不连贯、无意义的对话使人想起荒诞派喜剧;而许多跳跃性极大的比喻可说是象征主义式的。他那寻梦寻宝的题材属于传统的范畴，但他平铺直叙的手法很难简单地归类于哪一个流派。
记得，大约是在十五六年前，我应柳鸣九先生的邀请，为他主编的《新寓言小说经典小说选》写了导论，在写作过程中，读了勒克莱齐奥的一些作品，如《诉讼笔录》、《战争》、《沙漠》等，当时，我从勒克莱齐奥作品与所谓的“新寓言派”写作特征出发，对勒克莱齐奥以及其他几位被归类于新寓言派作家(玛格丽特·德·尤瑟纳尔、米歇尔·图尔尼埃、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等)的写作特色，归纳了这么几点：
首先，尽管他们创作的题材、形式和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都特别着力于在形象描绘中蕴含深邃的寓意;其次，不谋求建立某种主义或思想体系，然而，没有体系的寓意倒更富有朦胧味和多方位的象征涵义，寓意的分析也就有了更多的阐释可能;第三，善于对种种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文学名著的题材进行再处理，从而赋予作品以新的寓意;第四，从主题、人物到背景、插曲，各种艺术形象都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征寓意：人物性格、言行和主要情节的寓意自不待言，就连色彩、人名、地名等也都蕴含着某种涵义;最后，通俗易懂，尤瑟纳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的短篇尤其如此，这些故事简直像专为小孩子写的童话，谁都能读懂内中的意思。
现在回头来看，这几个特点倒是确实存在，只是用在勒克莱齐奥身上，跟在其他人身上又有些不一样。毕竟，所谓的“新寓言派”作家并不像超现实主义那样有共同的文学宣言、共同的文学创作活动，甚至也不像“新小说派”那样确实形成过一个文学圈，事实上，他们的创作俨然是“各行其是”。
不过，勒克莱齐奥的短篇小说集《蒙多和其他故事》(中译本题为《少年心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别注意到勒克莱齐奥笔下人物姓名寓意，我曾这样写道：
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漫游少年蒙多原不认识字，当教他识字的老汉写出他的名字后，少年郎在“MONDO”(蒙多)中看到的是“有座大山”(M)，“圆月高照”(O)，“有人在向月牙儿问安”(ND)，“最后还是一轮圆月”(O)。在这样的作品中，蒙多无疑是“自然精灵”的象征，即使在他的名字中，读者仍可看到大自然寓意深邃的图解。《诉讼笔录》的主人公名叫亚当·波洛(Adam Pollo)，亚当就是《圣经》中最原始的那个人，用亚当命名作品中那个脱离现实社会的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另外，按西方人的习惯，亚当·波洛的通称是“A. Pollo”，与太阳神阿波罗谐音。因此，这位主人公又可以被看成是大自然的象征。[⑧]
在中国，学界和作家们对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是不同的。“学者、翻译家为自己多年看准的作家作品欣喜;不读书而侃大山的评论家、作家，居然无知者无畏地放言‘勒克莱齐奥是三流作家’”，卢刚或海格的BLOG[⑨]如是说。笔者认为，这位网友的点评比较客观，尽管也比较尖锐。
勒克莱齐奥得诺贝尔奖前后，中国国内媒体和读者对他的反应也迥然不同。一月在北京，见面会只有学者和博士生，一共十来个人，而后来，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勒克莱齐奥之夜”，就来了近一百人，其中一些人还认为勒克莱齐奥会亲自到场，大有追星的意思。
笔者认为，读者不应该去过分地亲近作者，把他当作明星人物，去围绕着他转，而应该去读他的作品，先了解他的作品，判断其美学价值，其语言风格，然后再去说，他是一流，还是二流。从国内媒体和受众第一时间中对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奖的反应，可以看出，我们许多人对勒克莱齐奥的兴趣不在其文学价值，而在其新闻效应。不少媒体甚至把他的姓名让-玛利-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错写成勒·克莱齐奥，或者克莱齐奥。“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勒克莱齐奥的表皮都不熟悉，何谈对他的深入了解呢。
笔者觉得，从语言上来说，勒克莱齐奥无疑是第一流的，之所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他是三流，大概有翻译上的原因，语言风格转达得不好，还有读者欣赏习惯的问题，有人期待的是另一种文字，没想到一个得了诺贝尔奖的人会是这样传统的文字，或者这样简单的文字。
总之，不妨碍，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各自的判断。
在北京时，他曾上穿西装，下穿拖鞋，出现在众人面前。西装与拖鞋的搭配，是勒克莱齐奥的特色，穿着西装，可说是他正视西方的读者，也正视世界各地的读者，他是在面对着他们写作、叙述，用法语文字构架起与人们交流的桥梁。穿拖鞋，那是他个人的爱好，他的喜爱自然，他的在现代文明之外寻找“黄金”。
他的文学，与他的穿着似乎是一样的，考虑到了多样性，但又不破坏整一性。
他在斯德哥尔摩是不是还穿着拖鞋呢?这一次，可不要再着凉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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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世界文学》1991年第2期。
[②] 转引自萧平的文章《勒克莱齐奥：进行一场对世界的“战争”》，原载《文学报》2008年10月16日。
[③] 笔者当时在现场，为勒克莱齐奥做答词的翻译。那是2008年1月28日，在北京的华侨饭店。
[④] 参见拙文《当今最伟大的法语作家“普选”揭晓》，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2月22日。法国《读书》杂志的“普选”活动结果是：勒克莱齐奥以13%的选票列于榜首，其次分别是朱·格林、让·多尔梅松、朱·格拉克。得票数超过2.5%的作家还有E.M. 齐奥朗、玛·杜拉斯、多·费尔南德斯、费·马尔索、达·佩纳克、帕·基尼亚尔、米·图尼埃和亨·特罗亚。
[⑤] 参见未鱼《勒克莱齐奥谈话录出版》，载《世界文学》1995年第6期，第313页。
[⑥] 见《乌拉尼亚》评语页，紫嫣译，许钧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⑦] 2008年10月，笔者在广州参加一个法语文学翻译周的活动，法国来的批评家让-克洛德·勒布朗做了一系列关于法国当代文学的专题讲座。以上的观点，均来自他的报告。
[⑧] 见柳鸣九主编的《新寓言小说经典小说选》导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⑨] 见他的博文中对转引文章《勒克莱齐奥：进行一场对世界的“战争”》所加的按语，博客地址：http: // blog.sina.com.cn/toluganghg。
作 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余中先
责任编辑：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秦 岚
本文原载《世界文学》2009年第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