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办报人心史——〈金华日报〉的人类学考察》

序

徐杰舜

一

在我走向人类学和走进人类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也越来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学真的太有用，太重要了。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若能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是事半功倍，也会柳暗花明。所以，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学简直就是一个“千手观音”。
为什么呢？纵观近50年国际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人类学在与其他学科互动中形成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什么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这在学科发展史上，虽然不是唯一，但却十分显眼。人们稍加观察和思量，也不难发现，所有的这些分支学科都是以人类学为中心或主位的，这就表明，人类学犹如千手观音的身体，以其不变之身，生出了“千手”与其他学科“牵手”，所以，笔者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这种互动称之人类学的“牵手”现象，把人类学比喻为“千手观音”。
那么，为什么人类学是一个“千手观音”呢?
1．人类学作为以人类全部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为支撑的基础学科，具有与其他学科“牵手”的内在联系。
了解人类学史的人都知道，人类学最初是在自然科学的土壤里萌芽的。19世纪中叶，最早从欧洲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下冲出来的是达尔文（1809—1882），他在环球旅行的考察中，将大量、然而是分散、零乱的生物学资料，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提出了震惊世界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揭示了生物界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正是生物的进化论，催生了人类学的萌芽，19世纪70年代，受自然科学生物进化论的启发，英国的秦勒（1832—1917）提出了文化进化论，美国的摩尔根（1818—1881）提出了社会进化论，使人类学从自然科学的土壤中破土萌芽，创立了人类学史上第一个学派——古典进化论派。
此后，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的发展一直与自然科学保持着密切的有机的内在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传播学派，其“传播”的概念就取之于物理学，是“扩散”、“漫流”之意。
——与传播学派大体同时出现的法国社会学派，其开创者孔德（1798—1857）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也是从物理学的力学概念中得到灵感。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英国功能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布朗（1881—1955）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显然也是从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中获得启示。
——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博厄斯（1858—1942）原创的文化发展平行“辐合”论，正是对车轮的辐条从四面八方360度的圆周上共同指向圆心，最后集结在轴心一点的物理现象的借鉴。
——20世纪40年代后出现的新进化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怀特（1900—1975），正是发现和归纳了能量和能源的发展，特别是“燃料革命”和核能的利用，才重新升华了古典进化论。
不仅如此，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原来都是自然科学家，如：
——拉策尔原来是德国地理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曾获奥地利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最初是在莱比锡奥斯特互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博厄斯早先学自然科学，攻读物理学和地理学，获基尔大学博士学位。

从上可见，在自然科学土壤中萌芽的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自然科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随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地更新着自己、发展着自己。正是这种内在的联系性，在人类学不断地走向成熟的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牵手”现象不断发生和凸现。
2．人类学本身方法论的学术价值，决定了在各学科的互动中能处于主位的地位。
人类学在其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自己仰俯天地、贯穿古今、融合中西的宏大视野，形成了人类学独具的方法论价值。依笔者的体会，人类学的方法论价值分二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思维方法的价值，其包括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等内容；另一个层面是分析方法的价值，其包括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文化传播分析法、文化变迁分析法、文化圈分析法、文化模式分析法、类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主位分析法、客位分析法等等。
人类学之所以会频频与其他学科“牵手”，从方法论上来说，人类学思维方法论的学术价值对其他学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拿人类学思维方法的普同性来说，它强调无论什么族群或民族，都属于同一物种——人类，没有那群人进化得更高级，任何一群人都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潜能与极限的认识和了解。这种人类平等的普同性思维方法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遵循的。当前流行的“以人为本”理念，莫不出自人类学方法论的普同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哪一门学科如果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学科的纯理论出发，那就容易把学科的发展引向脱离人、忽视人的歧路，所以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社会产生吸引力。
同样，人类学的整体性强调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多面性的整体，其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只有认识了整体，认识到整体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才能够在一定深度上了解每一个部分；人类学的整合性强调人类社会文化生活各层面的一起运作，并把人类的各个生活层面比喻成交织成社会大网的线，它们是更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察任何一个问题，既必须了解它与社会中各项因素的互动关系，也要看到它与形成社会的广泛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凡此等等思维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也都是必须遵循的，同时也是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的，这种内在联系性，使人类学必然会对其他学科产生吸引力。
从人类学方法论的另一个层面，即分析方法来说，其学科价值对其他学科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前述人类学分析方法的种种方法对于其他学科无不具有学术价值，如功能分析法对于历史学来说，口述史对补充历史文献的不足而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民间地方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对补充官方文献的不足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就是说口述史和民间地方文献的功能决定了它们在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可见历史学从功能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又如文化模式分析法，对于经济学来说，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制定中国发展规划时，几经实践最终确认了文化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于1999年确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正是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作用，所以经济人类学也应运而生。可见经济学从文化模式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也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再如客位分析法，对于医学人类学来说，戒毒和防治艾滋病若从主位出发，则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视为“洪水猛兽”、视为“敌人”，而从客位出发，则要对他们加以人文关怀，目前对吸毒者提拱免费针筒和用美沙桐替代，以及给性工作者免费发放安全套，都是人类学客位分析法应用的结果，所以医学人类学应运而生。可见医学以客位分析法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也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凡此等等人类学分析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不少学科引入人类学的方法论，大都可以另辟新径，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正因为如此，人类学才会在与其他学科频频“牵手”的互动中处于主体的地位。
3．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其他学科课题研究的创新有立竿见影之效。
教育学家杨孔炽先生曾经在《文化人类学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启示》中说：“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研究的启示之一，是注重观察基层群众的实践活动并加以分析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将群众文化实践活动的观察研究方式规范化，变成了研究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阶段和一种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为了真实地了解某一地方人类的行为，而将自己融入当地群众的生活之中。因此，人类学的‘知识建构过程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田野工作回到书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写进书本。’”[①]
确实，人类学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学术灵魂之所在，就是田野工作。没有一位人类学家不是从田野中走出来的，泰勒曾在墨西哥的偏僻山乡做田野，摩尔根曾在印第安人中做了40多年的田野，博厄斯曾在爱斯基摩人中做田野，马林诺夫斯基曾在西太平洋群上做田野，米德曾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做田野，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做田野，维克托·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曾在赞比亚做田野，等等，等等。中国的人类学家也莫不如此，岑家梧曾在云贵川做田野，费孝通曾在大瑶山和江村做田野，江应樑曾在云南傣族村寨做田野，林耀华曾在大凉山和福建做田野，林惠祥曾在台湾高山族中做田野，凌纯声曾在东北的赫哲族和湘西的苗族中做田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正是由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这种技术性价值，其他学科的课题研究一旦应用，即有立竿见影的创新之效。
如历史学家赵世喻，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大槐树情结作了考察，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写出的《想象家园——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人类学解释》一文。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赵世瑜成了历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又如美术史家方李莉，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景德镇作了考察，用一种代表新的思想、新的时代的艺术观念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进行参与式的考察，写出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一书。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方李莉成了艺术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再如教育学家滕星，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作了考察，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写了《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一书。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滕星成了教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正是由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其本身方法论的学术价值，使之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田野工作对其他学科的课题研究又有立竿见影之创新之效，所以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牵手”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不断地“牵手”中，也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千手观音”了。

二

    就是在这种感受中，我注意到了人类学与媒体的牵手。2006年7、8月间，我带了4个博士生、2个硕士生在浙江武义县进行新农村建设调查时，闻风而至的《金华日报》记者蒋中意采访了我。没过3天，蒋在《金华日报》上发表了《人类学家关注新农村建设》们新闻稿，一下子我们在武义进行新农村建设调查的消息不迳而走，新华网、浙江新闻网、武义新闻网、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转载了这条消息。这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
由此，我开始与《金华日报》结了缘。我这个人从小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50多年下来，也看过不少报纸，尤其是在近20多年中，几乎每天都要看《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以及我工作、生活所在地的《广西日报》、《南宁晚报》等。可以说像我这样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对报纸是太熟悉不过了！
但是，一接触《金华日报》,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过去从1965年到1985年初，我曾在金华、武义先后工作过20年，也曾经常看这一份报纸，但那是一份8开4版黑白印刷的小报。而现在我看到的《金华日报》,已是4开8版彩的大报。形式变了，内容更是一改过去刻板、单调、极少有个性的形象，从版式到内容都叫人刮目相看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二点：
一是版面生动活泼，尤其是头版中间的7寸大幅新闻彩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他版面的照片与文稿也是错落有致，相得益彰，使整个报纸显得很大气。看惯了传统报纸一片黑压压文字的人，能不被《金华日报》的视觉冲击而震撼吗？
二是內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在关注囯际囯内重大新闻的同时，特别关注地方新闻，以及人类学所说地方性知识，把金华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人物、风俗、风景，以及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得活龙活现、丰富多彩，久未看到乡音乡俗的我，《金华日报》一下子就引了我的眼球！
此后，一段时间我及乎天天都要看《金华日报》,2006年8月底离开了武义后，我还想法订了一年的《金华日报》。越看越觉得越好看，越看越感到是不是可以对《金华日报》进行一次人类学的考察呢？这就是我最初想使人类学牵手媒体的缘起。

三

机缘是存在的，因为你心中有了灵感;有了灵感就会有准备。
2007年7月，发生了两件事，使我对《金华日报》进行一次人类学的考察的想法成真。
一件事是我在中南民族大学招的硕土研究生徐榕本科是学新闻学的，我决定让她到《金华日报》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写出民族志报告，然后再做有关媒体人类学的硕士论文。这件事，一与《金华日报》总编陈东先生联系，很快得到了他的支持,徐榕顺利地进入了考察点。
另一件事是由于我在武义县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人类学的课题，出版了《新乡土中国一一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研究》一书，激发了武义一些好学之士，有章军、李辉、林笑琴和郭呜报考了中南民族大学文化人类学的在职研究生。想不到的是，时任《金华日报》记者的蒋中意，听到这个消息后，不惜放弃已在别的学校报名已交的学费，毅然报考了中南民族大学文化人类学的在职研究生。这样我一下子在金华和武义收了5个在职研究生。
记得那是2007年7月的一个晚上，包括已进点对《金华日报》进行人类学考察的徐榕在内，几个新考上的在职研究生都聚集在蒋中意的家中，蒋夫人孙静亲自下厨给我们烧了一桌永康风味的菜肴，边吃饭边商量，决定在读研期间要开展媒体人类学方向的研究。这时蒋中意表示了极大的决心，这也使初进《金华日报》进行考察的徐榕信心倍增。这样，对《金华日报》进行人类学的考察, 开展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正式启动了。

四

什么是媒体人类学? 媒体人类学也叫传媒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是对大众传媒与人类关系的民族志考察和人类学批判，是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的新兴亚学科。由此可见, 媒体人类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此类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揭示和发现新的规律。恩格斯早就预言过边缘科学的产生及其重大作用，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控制论》中也说到：“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显然，传播学与人类学具有天然的理论可通约性，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人类学考察的对象及其它对人类观念和思维方式，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学作为传播学形成的重要基础，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分析传播机制的理论背景，两者的融合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既拓展了传播学理论空间，也为人类学注入了新内容。
目前国内外媒体人类学的现状如何呢？徐榕在撰写硕士论文的前期作了文献回顾:
1、国外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
媒体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尚无统一界定，我们把它描述为是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对大众传媒与人类关系的民族志考察和人类学批判，是采用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探讨人类传播产生与发展规律及社会作用的一门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的新兴亚学科。传媒人类学创立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实践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大众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和理论创新，催生了这一新兴学科。
美国人类学家Hortense Powermaker 是开拓媒体人类学先锋。1969 年以前，一些人类学家对媒体人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重视媒体技术的使用，曾鼓励学生在田野中多拍摄照片以作记录材料。另外，他的媒体定位的学生们，如米德、萨皮尔等也受到博厄斯的启发，意识到将学科知识告知一般公众的重要性。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天然地与媒体保持着距离，同时媒体认为学者不能按他们的要求提供简洁的、适合大众的作品；另一种情况是，人类学家愿意与媒体合作，希望以学科所长更好地解决媒体面临的问题，却不知如何去做。这里就存在着人类学家的障碍和屈尊的问题。对有志于将人类学与媒体实践结合的学者或是媒体工作者来说，米德应该是学习的典范。“米德选择并控制了媒体，而非简单的拒绝，她打开了媒体之门。”据《媒体人类学家》搜集的名单显示，截至1977 年，有44 位人类学家做过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而那时的“媒体人类学”还是一个概念，并未得到传统人类学乃至媒体实践的认可。
进入21世纪，文化传播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人类学与传播学方法的综合运用逐渐多了起来。詹姆斯·W·凯瑞2005年出版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发表了关于传播与文化、技术与文化、媒介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组解读性文章。凯瑞从对传播概念的思想溯源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正是基于传播与运输这两个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而他更为认同的则是另一种“仪式观”的路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拥有共同的词根，据此他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指“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凯瑞的观点是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是一篇典型的民族志研究论文，约翰逊深入印度农村，在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语境下对两个偏僻村庄进行了民族志田野调查，考察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印度村民们的真实生活，反映了一个大发展背景下的多种声音。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
总之，媒体人类学在国内还处于启蒙阶段，在欧美国家正蓬勃兴起，越来越多地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投身于用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媒体与文化”、“媒体与社区”、“媒体与国家”的关系，并形成一股很强的新兴学术力量。
2、国内对传媒人类学的研究
在中国似乎也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研究，但目前并没有人很明确提出这一说法。但在中国，人类学方法在大众媒体领域已有大量实践，但是更多的是用民族志方法来拍摄和记录。中央电视台的一系列优秀的纪录片如孙曾田拍摄的《祖屋》，自然地采纳了人类学方法；人类学者作为编导的《点击黄河》等均被业界视为结合的典范；庄孔韶的人类学片《端午节》，与其专著《银翅》的民族志调查相得益彰，该片成为1992 年美国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入围影片；庄孔韶及其学生的《虎日》以彝族“家支”的文化力量战胜药物成瘾性为切入点，为梁山彝族地区的戒毒融入了人类学的研究和关怀，意义和影响极其深远。
可见，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与大众媒体领域的合作已展现出一些成果。然而，更为宽泛的媒体人类学并未把媒介技术的使用作为分支学科的主旨，对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的民族志方式的研究，即西方媒体人类学所呈现出的研究进路在中国还远未形成规模。对中国媒体人类学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真正介入媒体的人类学家和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媒体对人类学的了解还处在很有限的程度；中国传播学界对受众的重视还不够，同时民族志方法需要专业知识和大量的时间等，这些特定条件不易实现和操作。因此，目前，除了影视这个媒体在中国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力量，并出现了一批成果以外，其他媒体还只有很少几个学者在关注。究其根本，媒体学界与文化人类学两学科间需要找到合适的桥梁，建立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在学科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媒体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认同和在地化的研究，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话题，生产者的转向对媒体人类学家来说颇具挑战性。继续发掘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优势、加强与媒体实践领域的互动、努力从学术角度分析媒体环境及媒体从业者的文化意义系统，是我国媒体人类学者的重任。
但是，开拓者已显身, 她就是四川大学的李春霞博士。2007年11月,李春霞著的《电视与彝民生活》出版。这本书是李春霞的博士论文，她用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视野记录，对“电视与彝民生活”进行了相对完整、系统，同时又具体微观地研究，它既不同于政治经济视角的批判理论, 即认为电视的植入就是意识形态的植入，是对人的异化;也不同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 即认为电视是现代化的推进器; 还不同于单纯的文化研究。而是一个跨传播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的民族志研究，站在反宏观的本土（local）立场，对植入草坝子彝民生活中的电视、以及随之产生的电视文化即不去断然地批判，也不简单地肯定，而是去呈现草坝子彝民（当事者）对植入自己生活的电视的相关言行。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解决电视如何植入生活，就找到了电视如何建构文化、构造生活的途径。这本书是国内第一个对电视这个媒体, 进行媒体人类学探索的著作，为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本土的参照。[②]
李春霞的开拓之作，最大的价值正如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在评审中所言：在于第一次成功地通过民族志写出了电视植入中国一个民族地区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并进而借助自己简历的以通过仪式为基础的理论模型精辟地分析了电视与地方文化/知识系统的动态复杂关系。但是，这只是学者对媒体的受众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而对媒体本身的人类学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
道路已经开拓，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加宽道路，努力延伸道路！

徐杰舜

2009年10月16日

此书作为《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第二辑的一种，

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载《光明日报》2002年10月8日，B4版。

[②]李春霞著，《电视与彝民生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马知遥

热烈祝贺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