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群体的多重镜像———评《空间、自我与社会》
华智亚
学科内在的缺陷加上外在的学术管理体制, 使得中国民俗学一直行走在悲剧的边缘, 民俗学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处境尴尬。而民俗学家最易受非难的一个问题就是: 民俗学是研究什么的?
对于这个问题, 退一步回答肯定没有问题, 民俗学是研究“人”的———既然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最终都是在研究“人”, 那么说民俗学也是研究人的自然无可非议。但接下来的问题才至为关键: 民俗学怎么研究人?岳永逸博士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1 月出版) 一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回答, 同时也把中国当前的民俗学研究掘进到了新的层面。
岳著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民间艺人群体, 这些人或精通某种说唱艺术, 如相声、大鼓、弹词, 或谙熟某种技艺表演, 如杂技、魔术、功夫, 而且他们都靠在老北京南城的杂吧地———天桥地区———卖艺为生, 所以作者把他们称为“天桥街头艺人”。从研究对象上看, 岳著不仅是研究“人”的, 而且是在研究“民间艺人”, 这显然是民俗学应有的研究领域。
如何研究天桥街头艺人这个民间艺人群体呢? 当然可以界定内涵外延、追溯来龙去脉、统计数目种类、描述时空环境、摹写典型人物、刻画表演神态……但如果仅仅这样, 不仅落入俗套, 也正中那些对民俗学持有偏见者的下怀。岳著显然超越了这一层次。全书开篇就明确提出街头民间艺人与主流社会中的“良民”有着迥然有别的社会化过程, 而作者的目标就是探究街头艺人和艺人群体的社会化历程。换言之, 作者想追问的就是“天桥街头艺人何以成为天桥街头艺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人何以为人”这一宏大命题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作者回答“天桥街头艺人何以成为天桥街头艺人”就是从民俗学的立场去丰富“人何以为人”的答案, 也就是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去研究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提出了“社会化的延展性”, 并把这个理念应用于这项研究, 具体分析则是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的。
一方面, 通过对艺人拜师、学艺、摆知、盘道、独立表演等一系列仪式的描写和分析,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个体如何通过这些环节而成为一个可以在天桥卖艺谋生的街头艺人的过程。因为唯有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 该个体才能被天桥街头艺人群体所接纳, 也唯其如此, 天桥街头艺人这个群体才能够获得新生力量从而完成新陈代谢, 说唱技艺等民俗文化才能因新人辈出而传承不绝, 所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天桥街头艺人得以形成的微观基础。同时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展示了作者扎实的民俗学功底, 对民间仪式的描写与分析一向是民俗学者的专长, 书中第三章“拜师、学艺与出师”一部分就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对拜师“拨眼”的分析用了将近两万字的篇幅, 精选了不同时空、不同行当的天桥街头艺人的拜师案例详加剖析, 既有厚重的第一手资料, 又有精当的理论评析, 描写分析丝丝入扣, 要言不烦, 让读者每每在沉浸于众多地方性知识的同时, 又能抽身而出, 随作者一起去思考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 作者认为, 天桥街头艺人得以生成, 除了单个的人成长为能在天桥街头撂地卖艺谋生的“艺人”之外, 还需要考察天桥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如何形成他们的群体认同这样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回答前一个问题相对简单, 考察艺人生命历程中的生活事件即可达致目标, 而后一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 因为它已经触及到人们内在的心灵世界。所以岳著把天桥街头艺人群体认同的过程称之为“心灵集体的社会化过程”, 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 作者在书中为什么还要探讨“对天桥街头艺人言说的政治学”、“民间文化的生产”等问题, 因为这是把天桥街头艺人放入一个时间之流中, 通过不同社会时期的他叙和自叙来关照这个群体由以生成的过程。同样, 作者又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考量了同一问题, 所以书中第二章“生存的空间化抉择”和第六章“下半身与上半身的对话”都从空间问题着手, 探讨天桥这一相对独立又作为老北京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地方对街头艺人出现和生成的意义。
由此可见, 岳永逸博士不仅敏锐地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而且他把这两个问题整合进了同一个分析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他所提出并探讨的“社会化的延展性”。在这个框架内, 岳永逸博士很好地解决了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问题, 也就是回答了“天桥街头艺人何以成为天桥街头艺人”的问题。但这还只是岳著表面的线索与价值, 更具学术价值并且深蕴于这部著作之中的则是作者多角度地考察了天桥街头艺人的“自我”问题, 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民间艺人群体的多重镜像。无论是个体通过拜师学艺成为一个艺人, 还是一个群体被称为“天桥艺人”, 最重要的都是要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过程的核心就在于形成比较稳固的“自我”。自我又称为自我意识、自我认同, 它是个人或群体对自己的认识, 这种认识既包括社会特性如社会角色、社会类别, 也包括自我认识如个性、品味和目标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 “自我是个人心理宇宙的中心”, 言下之意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与自我意识有关。对个体是这样, 对一个群体也是如此,所以对自我的透彻把握, 直接关系到对人类及其行为的理解。岳著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自序中, 作者即表明自己关注天桥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如何进行自我的塑造,事实上, 一旦把握住天桥街头艺人的自我形成问题, 也就抓住了所要研究问题的要害。
然而自我又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困扰了人们几千年。要研究天桥街头艺人的自我的形成并非易事。但美国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则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条可能的路径。库利把“自我”比喻成“镜中自我”, 也就是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是直接反观自身而得出的, 而是从镜子中获得的镜像, 而充当镜子的则是他人。人们通过与他人互动, 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最终形成自我。所以岳著中广泛搜罗口述史料、艺人回忆录、自传、媒体报导、官方档案、文人诗词等有关天桥街头艺人的种种材料, 其意义就在于为认识天桥街头艺人的自我立起了多面镜子, 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这个民间艺人群体的多重镜像。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自我评说, 也关注在不同坐标体系下的与之相关的多重叙事、评说”的另外一重意义。
此外, 岳著对天桥街头艺人“自我”问题考察的一个高明之处还在于将天桥街头艺人的自我置入时空变化之中加以多角度刻画。自我是稳定的, 但随着时空变化又会不断发展。同样, 如作者所揭示的那样, 天桥街头艺人会随时根据周围变迁的环境调适自己, 而调适自己的结果最终是“自我”的变化。当然这一点很容易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漠视, 本书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测度“自我”这个概念, 但却通过对不同时期天桥艺人生活的民俗志描写把这种变化揭示出来, 而这正是该书的深刻之处。
更深刻的地方则在于, 作者在多角度地为天桥街头艺人刻画镜像的同时, 冷不丁将天桥街头艺人变成了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 读者和作者又看到了自己的一个镜像。所以捧读岳著如同观看一场后现代的实验剧, 如痴如醉的观众随时有可能被邀请加入剧中一起表演。但这一切都是在不动声色之中完成的, 由此可见作者对后现代理论地把握至为精深。当然, 天桥街头艺人这面镜子不仅能照出作者和有幸阅读它的人的“自我”之像, 也能为人类提供一个特殊角度的镜像。这样, 再次表明《空间、自我与社会》是一本深刻地、独到地研究“人”的著作。
总之, 岳永逸博士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是一部真正从民俗学立场研究人的杰作, 它的问世不仅指示了民俗学研究人的可能,也把相关领域的研究掘进到了更深层面。
(华智亚: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
来源：《民俗研究》2008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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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茅正圆 于 2008-12-28 14:1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