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民间诗歌让毛泽东又喜又恼(图)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11月05日 14:34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如烟如火话周扬》
本书简介：周扬，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之一，那时他才20出头；50年代，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个特殊岁月，姚文元直斥他为“反革命两面派”…… [连载内容]
毛泽东在狂热的群众中
大跃进民歌运动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火朝天。那个年头，人们可真是“敢想、敢说、敢干”，可是有时却离开了科学精神。
那时，苏联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了后面。苏共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更是豪情万丈，一心要超英、赶美，在中国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他甚至这样想：是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提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然后，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就可以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就能赶上美国。会后，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在一个文件上高兴地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从《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可见一斑。一篇是关于农业的，即《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这篇社论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题目就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一篇是关于大炼钢铁的，即《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这篇社论说，只要我们想要，我国钢铁以每年百分之十几、几十、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的可能性就存在。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大放“卫星”。《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说：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牛皮真是吹破天了。
浮夸之风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反映，并且毫不逊色。文化部门提出，1962年实现共产主义，每个老百姓每月要看两场电影，一年看24场；一年看24场戏；有10本图书等等。有的领导同志想得更妙，要每个县在1962年出几个郭沫若、梅兰芳，而且还要超过郭沫若和梅兰芳。“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人人演戏”、“人人跳舞”是当时很热门的口号。
浮夸风在文艺方面的突出表现，恐怕要数盛极一时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了。在1957冬季农村水利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水利建设，歌颂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后出现的新面貌的民歌。毛泽东对这些民歌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大为赞赏，正如他在4月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提请与会负责同志回去搜集一点民歌，限期10天，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全党全国闻风而动，一个创作和搜集民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各地展开了。
先是4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14日又发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透露了毛泽东有关讲话的精神。4月21日，该报发表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周扬此时也主持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全国各地报纸副刊和文艺刊物都以大量篇幅选载“民歌选”、“新国风”和“采风录”。仅《人民日报》在7月间就连续刊载民歌达200余首。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人们就是那么一股劲，什么事都要比赛，都要放“卫星”。张家口有个人订了一个7天内写1万首诗的计划，写到七、八千首时累得病倒了，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还是完成了计划。
与“民歌运动”相联系的是对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关于这两个问题，当时在文艺界都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文章发表。在周扬看来，所谓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为什么我们的民歌中有那么多的浪漫主义，而读来并不生厌呢？那种浪漫主义所以可爱，在于它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乃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反映。齐白石说过，艺术作品在似与不似之间，周扬认为这个话很有意思。要画得完全像，不如拍相片，画家的画一定是有些地方不像，但又是更像的，这就是把你的特点画出来了。再如中国艺术有“形神兼备”的说法，一个外部形象，还有一个精神形象。中国的艺术是非常注意神似的。画像的时候就要把你的精神画出来，包括他的人格、性情、灵魂等等，这样你的艺术才有价值。
总之，“艺术就是要求又像又不像，是又像又不像的统一，比较起来来这是最像的。现实与理想的结合是最现实的，也是最理想的，缺乏理想的现实不是最现实的，缺乏现实的理想是不可靠的理想。”
(《周扬文集》第3卷第65页)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周扬强调后者是基础，在排列的前后顺序上，刻意把革命现实主义放在革命浪漫主义前面。而毛泽东则常常是把革命浪漫主义放在革命现实主义前面的。随着大跃进的逐步退潮，毛泽东对诗化的社会和社会的诗化的日益不满，民歌运动也就随之走向终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主义相结合似乎也随之失去了当日的光彩，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从文坛上渐渐远去了。 “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盛行“全民大办”的口号，如什么“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文化”、“全民大搞文艺普及”等等。周扬是主管文化和文艺方面工作的，但是他却不赞成“大办文化”之类的口号，多次对这个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1958年9月13-20日，中 宣 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7个协作区及河北、山西、上海、天津等少数地区的同志。
这次会议的目的，本来只是讨论迎接明年国庆10周年组织创作的会议，原定会期3天，但周扬一开会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既是务实又是务虚的会，就如何实现创作大跃进进行研讨，结果会开了8天。周扬在会上说，文艺要跃进，怎么跃？文艺和生产的关系，工农业生产总是领先，总是要在前头，不可能教育文化走在前面，所以教育和文化一定要服从它，与它结合。周扬在这里给教育文化工作定了位，给经济工作让了路，与“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文化”显然唱了一个反调。周扬也说文艺要全面跃进，理论和创作要跃进，专业和业余要跃进，文艺的各种形式，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也都要跃进；但他又说，文艺工作要在思想上跃进就是搞共产主义教育，艺术上跃进就是形式最新最美，不是粗制滥造。在当时文学艺术包括电影在内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讲法很有针对性。他还针对只要现代戏忽视传统戏的倾向，强调现代的要搞，传统的也要搞，不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必须在思想上艺术上都站得住。他说，艺术上也要大中小结合，普遍搞小的，便于群众创作群众表演，迅速反映当前的生活。
但也要搞大的，搞尖端的，大的东西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理论概括，没有这些，艺术是站不住的。如果说写得“多”是上游，而写得好才是更重要的，精容易普及，多了反而不易普及。以唐诗为例，普及的不是《全唐诗》，而是《唐诗三百首》，虽然《全唐诗》也需要。没有群众的创作和批评运动是关门提高，有了这个运动还必须与尖端相结合，才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周扬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观点，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绝对不能搞片面性。在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全民大办文化”的背景下，周扬头脑清醒。他的这些观点，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陆定一等中 宣 部主要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
周扬的这番话在当时自然不足以阻止“左”的思潮发展。195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有什么“全民闹创作，生产猛跃进”，“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中心要啥，文化工作搞啥”等等。在“左”的东西已经形成气候的情况下，人们是很不容易一下明白过来扭转过来的。
在1958和1959年，周扬出差和讲话次数特别多。他所到之处，不论是在苏州、武汉、河北、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调研，还是出席各种有关会议，他都要讲演一番，一方面热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一方面注意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对文化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958年8月，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教育、科学都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周扬文集》第3卷第34页)这一年冬，他在北京大学作的题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讲演中，对政治作了一个新解释，他说：“大家一心一德搞建设，这就是政治，一切都要服从这一政治”。周扬的这些重要观点，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问题，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问题，如出一辙，尽管没有后来讲的那样透彻、完备和充分。
1959年2月12日，周扬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说，文化搞得太多要亡国的。现在有些做法，值得检查。文化要扎根到群众中去，但要有正确的方针。第一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群众文化是满足群众需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工人、农民要在生产上放卫星，不是在文艺上放卫星。文化配合生产，为生产让路，是积极的。不是生产为文化服务，是文化为生产服务，不是群众为文化服务，而是文化为群众服务。在思想上，文化应当是先锋，在事业上，文化应当让路。群众的需要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文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群众，群众首先要看戏，不是首先自己演戏。提倡人人能写诗、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表演……是不爱惜民力，不爱惜天才。
14日，他在河北省、市文艺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又说，什么是群众的需要？一是生产，二是教育，三是通过文艺受教育，四是通过文艺得到休息和娱乐。群众主要是搞生产，这是个方针问题。对群众文化工作提那些过大的口号，就会走向歪路。给群众好诗、好画、好歌、好戏是文艺工作者的义务，群众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
要群众自己去写，这是他的自愿、现在有些夸大，群众写了一首好诗，叫他写10首，你可以鼓励他这一首好诗，他自己愿意的话还可以多写，但你不能规定他写多少首诗，你没有这个权利。现在把这种关系搞得不那么清楚，解释得有些狭隘。
20日，他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指出：“有些文化部门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要求，那是不好的。比如群众会写诗、绘画、唱歌、演戏，这很好，我们应该去辅导和帮助他们，但不能因此要求人人会写、会画、会唱、会演。……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这样过分要求的结果，势必使创作妨碍群众的正业，群众的正业是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我们不赞成群众放卫星，因为这样卫星满天飞，把卫星弄得庸俗化。苏联好不容易才放了几个卫星，那里来那么多的卫星？再说真是满天飞的话，也不成其为卫星了。所以，作为政策层层布置下去放卫星是不好的，这势必使文艺不是去配合生产而走向妨碍生产。”(《周扬文集》第3卷第82、84页)
在周扬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后，即3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叫每个人都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个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卫星，就没有卫星了。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到民歌运动的失误。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等看完这个戏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在那里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戏剧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打电话让周扬去，在民歌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扬之间也许有过意见交流。周扬对人人写诗、放诗歌卫星的问题，敢于在毛泽东公开讲话之前半年多的时间中力挽狂澜，并且能够提到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在如何对待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可谓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