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005].第一篇.缘起：新乡土中国的梦想（一）
第一篇 缘起：新乡土中国的梦想
梦想是人类理想的一种寄托，也是人类希望的一种表达。
以农立国的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沧桑积淀，建构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统治”，具有“乡土本色”的“乡土中国”。
在这个“乡土中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但是，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抗拒的，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地解构了旧时代的乡土中国，开始了新乡土中国的建构。
新乡土中国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的学者在探索着，中国的农民在实践着，从而便有了新乡土中国的梦想。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页。
第一章 绪 论
新乡土中国的梦是美好的，但要梦想成真却是艰难的、曲折的、坎坷的。中国农民新乡土中国的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了历史的代价。
水有源，树有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缘起，应该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谈起。
回顾中国百年来农村建设思想史，经历了从毛泽东的新村主义，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再到建国初期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发展历程。
一、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毛泽东的新村主义
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当时叫“新村主义”。1918年，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创办了一本名字叫《新村》的杂志。20世纪初作家周作人留日归国后对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进行了系统介绍，新村生活引起了当时中国广大先进青年的关注。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在这里进行自学，讨论社会问题，自己动手挑水拾柴做饭，并设想在岳麓山附近建立起一个半工半读、平等互爱的新村。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等人，他认真读了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日本的新村》一文，并接触了北京大学一些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对这种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构想很感兴趣。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1]他制订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把其中的一章即《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毛泽东开篇就谈到建设“新村”是自己多年的梦想：“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2]
从《学生之工作》中反映出毛泽东新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 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积极参予农村劳动。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在新村里，可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等项工作，认为“在吾国现时，又有一弊，即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3]。而欲除去这个弊病，“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要需。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4]
毛泽东认为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5]，这种工读生活是新社会的细胞。并具体设计了一天的作息时间，即：“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他认为“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的一个要素。”[6]
2.注重发展教育，主张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以实现对人的改造。
毛泽东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7]，“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和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8]可见,毛泽东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改良社会,并使个人、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以实现对人的改造。
《学生之工作》所设想的新村,是“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9]的。毛泽东认为，现有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在新村中建立一种新的家庭类型。“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10]。新村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改掉读书人不乐田园的弊病，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新村计划可以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实现对人的改造，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
3.提倡财产公有，服务共享，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描绘了新村主义的理想蓝图, “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11]在毛泽东看来，新村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的，即财产公有、服务共享、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毛泽东的这些设想与武者小路提倡的新村主义是一致的。新村主义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提倡人人参加劳动，平均分配，财产公有，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自然经济和绝对平均主义。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村主义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和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亦工亦农亦读的互助主义，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改良主义，其主旨是不触动现存的社会秩序，走改良和独善其身的道路，而这在当时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新村主义理想只能是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因此，没过多久，新村主义的农村建设实验便宣告失败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由一名早期改良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青年时代新村主义的梦想和尝试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建国以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毛泽东新村主义理想的发展和延续。
二、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特别突出。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一些学者、专家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12]这次运动注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历时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乡村建设运动才被迫中止。在民国时期的众多乡村建设运动的机构和团体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乡村建设主张、观点各异，但主要目标都是为了“改造乡村，改造中国”，并以此达到“民族自救”或“民族再造”的目的。
1.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四大类型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派别众多，影响甚广，笔者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的乡村建设实验为代表，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分为以下四大类型：
(1)平民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1926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批有志之士，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顺“民心”、发“民力”的乡村建设试验。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教育”，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必须以教育推进乡村建设。他强调：“一项改革计划,如果强加予人民,而没有他们的参与,注定是短命的。只有人民创造了新的思想意识,乡村建设计划才能实现。而新习惯新技能，又只有通过四个方面的教育计划渗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能获得。”[13]“教育即为引起建设事业中种种活动之动力。”[14]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病因在于农民的“愚、贫、弱、私”。为破除这四大弊病，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乡村建设开展了以“三大方式”、“四大教育”为特色的“六大建设”。即在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位一体的三大教育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通过以上种种手段，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晏阳初“定县实验”的目的是开启民智，培植民力，从而实现对农村的根本改造。
晏阳初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第一信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他的“定县实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1943年，晏阳初在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大会上，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被评为“当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2)文化复兴——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邹平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文化复兴为乡村建设的根本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问题——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15]中国农村的衰败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国人丧失“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固有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16]他主张以复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思想来进行乡村建设，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17]，以此为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第二，创办“乡农学校”这一乡村基层组织，集“政、教、富、卫”为一体。其实施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用“村学”代替“乡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在政治思想上对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使“村学”、“乡学”、县政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一连串组织成为“小家庭对大家庭之伦理的关系”;在经济上组织各类合作社，并从事农作物物优良品种的推广;在防卫上训练联庄会，组织地方自卫团体，训练民众，维护治安。
“邹平实验”自1931到1936年实施的短短5年间，培训学生达2400余人，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经济建设——卢作孚的“北碚实验”
1927年，卢作孚开始了以四川巴县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认为，乡村最缺少的是事业的建设，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谋“民生”、保“民享”。卢作孚“北碚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乡村现代化。卢作孚认为：“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第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第三,经济生活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18]。卢作孚在北碚试验区建立了铁路、煤矿、纺织、水电等一大批交通工矿企业，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他大力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第二，强调“实业救国”，自力更生，反对依赖军阀政府。卢作孚从与军阀合作进行乡建实验的失败中认识到，依靠军阀支持并不能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独立创办了民生公司，为乡村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从而使他在整个乡村建设实验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第三，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卢作孚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重视借鉴外来经验，他说，要“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目前的状况作为出发点”，把西方国家“所有的产业运动……其方法、其历程、其所达到的最高记录,通通搜集起来”，以便为全国人民所认识。[19]
卢作孚的“北碚实验”从1927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经过20多年的努力，北碚实验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从“一个原是盗匪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20]，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4)生活教育——陶行知的“晓庄实验”
陶行知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21]1927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一职，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南京城外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更名晓庄学校)。陶行知在 “晓庄实验”中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提倡“教学做合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陶行知认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22]“教学做合一”就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23]第二，兴办乡村教育学校，在农村中培养合格的乡村教师。陶行知认为，乡村教师只有在农村里培养，才能适应乡村生活，具备培养乡村建设者的能力。为此，他提倡“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兴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第三，师生农民化。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成为“活教育”，学生入学第一天起就要在田里干农活。陶行知提出的口号是：“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24]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使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通过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从而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现代农民，由此完成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正因如此，“晓庄实验”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大典范。
除以上四大乡村建设实验类型外，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很著名。此外，还有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上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学者顾君义在秦县顾高庄，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五里亭，章元善领导的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彭禹廷在河南镇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25]也有较大影响。
2.费孝通的农村建设思想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除了这四大类型之外，费孝通等学者的农村建设思想也颇引人关注。费孝通虽然没有亲身参予乡村建设运动，但他对于农村建设问题有着诸多的研究和思考，他在1936年进行了“江村调查”，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探索。费孝通1937年写成的《江村经济》描写的是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生活，该书记叙了以费孝通姐姐费达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科学技术知识送下乡，帮助农民养蚕制丝、促进生产发展的乡村建设经验，这一经验“使农民增加一些金钱上的利益”[26]，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27]的努力。《江村经济》在最后结论中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是这样总结的：“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28]针对这一“基本问题”，费孝通提出了农村建设的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29]因此，要“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和“恢复农村企业”[30]。由此，费孝通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即“富民”。“志在富民”也成为了费孝通一生追求的理想。为了实现“富民”，使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以后的研究中，费孝通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等多个方面寻求解决之道。1940年代的抗战时期，费孝通在云南创办了魁阁研究室，与张子毅等人对云南三个村庄的社区进行研究，写出了《云南三村》一书，从土地制度、手工业和农业等问题入手，对不同的农村社区生活进行“类型比较”，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问题。在这个时期里，费孝通对中国的农村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社区进行农村社区研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乡土底色”的传统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费孝通农村建设的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31]
曾经在中国热闹了一阵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中断，但它在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却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
第一，这是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并着力推动的社会改良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32]。由此可见，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3]。
第二，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产生深刻危机的背景下开展的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少乡村运动建设机构和团体都提出了各自乡村现代化的主张，并开展了深入的实践。如卢作孚就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乡村运动的目的就“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34]。从现代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该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起点。
第三，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深入民间的一次重要尝试。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农村发展路向所展开的深入实践探索，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建设的研究由理论进入到实证，从农村本身与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连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第四，没有能够真正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成就十分有限。毛泽东在1938年接见梁漱溟时，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不少是对的，但乡村建设是改良主义运动，一方面它依靠的是现政权，另一方面不能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不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不能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制度，因而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不能发动农民。这种改良运动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3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且终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仍处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36]的状态，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终结，却仍不失为中国学者和中国农民新乡土中国之梦的一次萌动。
[1][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年，125页。
[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49页。
[3]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1页。
[4]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1-452页。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5页。
[6]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0页。
[7]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2页。
[8]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2-453页。
[9]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49页。
[10]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4页。
[1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454页。
[12]《乡村建设经验》，中华书局年，1935年，19页。转引自刘重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 5期。
[13]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259页。
[14]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219页。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书店，1937年，17页。
[1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607页。
[17]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496页。
[18]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03-604页。
[19]卢作孚：《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68页。
[20]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载《名人传记》，1987年第5期。
[21]陶行知：《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70页。
[2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55页。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289页。
[24]陶行知：《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52页。
[25]《各地乡村改进试验区之消息》，《嘉陵江日报》，1931年9月2日。转引自刘重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 5期。
[26]费达生:《复兴蚕丝业的先声》(由费孝通代其姐写)，《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
[27]费达生:《复兴蚕丝业的先声》(由费孝通代其姐写)，《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
[2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页。
[2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238页。
[3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238页。
[31]丁元竹：《中国农村现代化, 还有多长的路要走——重读费孝通教授<江村经济>有感》，载《群言》， 2006年第5期。
[32]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73页。
[33]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67页。
[34]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53页。
[35]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73页。
三、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探索：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运动
时空穿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1949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照说当家作了主人的中国农民应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好事多磨。建国50多年来，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充满了艰辛、曲折和坎坷，并将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纵观建国后中国农村建设50年(1949-1999)来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了两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受到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农村建设的特点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是在农村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建国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资金只能来自农业剩余，农民要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贡献。[1]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调：“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组织，成为了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重心。为了加速农业发展，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新中国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章程也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2]。1955年底，毛泽东组织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该草案于 1960年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会议决议指出，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时期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发展，合作化之后“一步登天”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高形式。今天反思，人民公社似乎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新村主义情结的放大。
60年代初期，在三年自然灾害危机的影响下，中央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实施了城镇人口向农村转移的战略，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农村和山区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962至1964年，全国动员“上山下乡”人员共达98万余人。
1964年，毛泽东又发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大寨经验”在全国迅速普遍推广，这种战天斗地，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却没有遵循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强调阶级斗争，以政治为中心、割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这一切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南辕北辙。
2. 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开创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1981年11月，国务院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报告中，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首先抓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打破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引起了农村经济上的革命，而且也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党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基本上解决了10亿多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人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89.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22倍;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0.5个百分点，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在这一时期里，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河村等新农村的典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陆续出台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基本上属松绑和减负范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却越拉越大，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和以积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们竟然会惊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四、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创新：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
天总是要亮的，太阳总是要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在中国的凸显，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致富时机，党中央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不失时机地把关注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农民身上。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则的建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2月14-20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兴办省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并在研讨班结束的当天公布了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高含金量的纲领性文件破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而迎来了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春天。
《意见》全文共分八部分：
(1)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3)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5)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6)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
(7)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8) 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同时，《意见》还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从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视野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
1.可以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农村建设思想只涉及到农村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如有的侧重于发展文化，有的侧重于发展教育，有的侧重于发展经济，有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有的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而本次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涉及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地协调发展，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本次新农村建设在思想内涵上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历次农村建设运动。
2.可以推动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今后五年内，或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个20年的过程当中，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第一次提出以城乡统筹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五个统筹”，并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胡总书记指出，当前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2005年3月，胡总书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酝酿很久，从“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到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再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由此产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党长期以来对工农问题城乡问题统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晶。
3.可以实现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亿万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是建立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长时期以来对农村建设进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的。[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城乡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提出来的。全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排名的第6位，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我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达到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即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不是一种幻想或理想，而是可望而且可及的现实。新的形势给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在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出发，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眼光，从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出发，把农村工作提到了新高度，[4]从而实现了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裕道路的战略举措，所以，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许多人为此而考虑着、探索着、实践着。(图7、图8)
[1]古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历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4期。
[2]《人民日报》1956年6月24日第5版。
[3]梁华林：《解读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第6期。
[4]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小城镇建设》，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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