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死,体制不已

我为什么反学术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8-10 10:40:56 / 个人分类:旧作重录

  

我为什么反学术

 

公共审美理想崩溃后,公共道德理想被建立起来,于是文学时代结束,理论时代到来。而当公共道德理想同样崩溃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斗争愈加激烈,人们利用知识话语互相倾轧,于是学术时代来临了。——前记

 

流观中国历史,除了王朝的更替,大致还有这样一个规律:文化的周期循环。而每一个文化周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学时代”。追求纯粹和美的东西是人的自然天性,而文学的实质是一种公共审美理想。现在常将文学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也是为什么集体感情充沛的时代往往也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时代”更准确的称谓或许是“审美时代”,这一时期人们追求感情的交契和心灵的相通,在中国一般表现为文学(艺术)的繁荣,例如比先秦更早的那个“诗”和“乐”作为文化主流的时代,直到后来诗被重新赋予教化意义,而乐则逐渐亡佚,最终以礼的形式蜕变出来。

“诗既亡,春秋作”,随着社会的分化复杂,当公共审美理想逐渐崩溃后,公共道德理想被建立起来。与审美的精神交通不同,道德强调建立一套公共的行为理念和价值观念,寓褒贬,别善恶。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是理论家,往往形成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争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典型代表。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理论时代”,或者也可以称为“道德时代”。

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人与人之间更加疏离,以至于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理念也不足为继,此时公共感情和共同理想的陨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性越来越强。不过这种斗争并不是明刀明枪的流血,而是通过知识建构话语权力系统来相互碾轧。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考据性或者说实证性的学术空前繁荣,于是“学术时代”就来临了。

中国的古代历史大致包含三个这样的文化循环,第一次大概是从先周到两汉,先周的主流诗乐文化、先秦的主流诸子百家、汉代的主流今古文经学是三个分期的具体表达。第二次是从魏晋到唐代,南北朝时期不但文学繁荣,甚至出现了中国古代极为少见的文艺理论作品,唐代中后期注疏学的兴起意味着学术时代的重新降临。第三次大致是从唐末到清,从宋代诗词文的普遍繁荣,到宋明理学,再到清朝的乾嘉学派,清代著名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实际上即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斗争。

而在每两个时期中间的,都是一次社会的深刻转型和文化的更新,如结束第一个文化周期的,我们能想到汉末的道教徒大起义和佛教的汹涌传入,以至于随即到来的第二大周期一直都披着一层宗教审美主义的色彩。而结束第二大周期的则是发生在唐宋之际的传统的回归和社会重心向民间的彻底下移,以至于在第三大周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社会表现出一种民俗社会的特征。结束第三周期的是清末的西学东渐。

时至今日,循环的周期已经大大缩短,然而循环的状况却依然没变。例如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似乎又走过了一个循环的大多数:八十年代人们喜欢诗歌和文学,人与人之间笼罩着一层集体情感和共同理想,理论界繁荣;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学术界取代理论界的倾向,文学也逐渐衰落;而今在某种程度上看则是一个全民学术的时代,近年流行的微博、人人大概都可以说明,知识成为为权力而相互碾轧的武器。

不但是社会,作为人的一个个体也往往经历一个从诗人到理论家再到学者的转变过程,一种更常见的方式是从文艺爱好者到理念执着者再到经纶世务者的转变。其心路正如同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历程。

从文学到理论再到学术,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加疏离、公共情感越发淡薄、共同理想减少、世俗性和斗争性增强、创造性和学习能力减弱、信任指数越加降低。这既是文化的熵化,也是人的熵化。

学术并不是像学界自己吹捧出来的那样是一种高大上的东西,说将论文放到期刊上或者深埋进论文库中是一种意义非凡的知识积累。相反,学术的主体不过是一种知识权力话语体系的建构。学术并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学术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人的一种必须或必然的生存状态,就像民国时期没什么学术期刊,报纸上却活跃着各种思想,80年代的学术论文不需要关键词摘要以至于各种所谓的学术规范,却出现了思想理论的争鸣,但这并不妨碍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再如之前一个在缅甸的朋友告诉我当地是没有文史学术的,但这并不妨碍缅甸人的生活愉快,认为会影响其精神深度更是无稽之谈。

在这里我们大概有必要补充论述一下传统中国的学术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与西方的学术不同,早期的西方学术主要出于其个人对研究的爱好或个人对真理的较真和执着,近现代的西方学术则在试图建立一个公共知识的共享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基本上未有脱离人文主义的目的。少有发现真相的科学少有探讨审美的美学也少有追索绝对意义的神学和哲学,中国古代的学术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经学和史学。其中经学是主流史学是主体,其话语建构的主要功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中国,如果说80年代的学术还与西方的学术形式较为接近,90年代后的学术形式则基本重新走上了传统的道路,如表现为人文学科的普遍历史学化(如学文学的同学不妨想想自己学了多少文学又学了多少文学史)和社会学化(社会学是当代的经学,或者说经学是古代的社会学),国学、民俗学(民俗是当下的思政,思政是过去的民俗)等学科的异军突起就是例子。

“体制”是在中国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笔者在这里同样希望说明的是,以话语权力建构为基础的学术是一种与“体制”互生的存在,或者说学术是体制中的体制。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当下的学历中入手。不同的学历所包含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本科学历主要是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为主附加努力程度的证明,原因是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本科文凭主要取决于高考,而高考成绩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人的聪明程度(高中时期人与人之间学习时间和用功程度的差别并不明显);硕士文凭则是一个人努力程度附带体制适应程度的证明,因为硕士文凭的取得主要靠考研其次靠毕业论文通过,考研主要检测的是人的努力程度而学位论文则主要是体制适应性,这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硕士生不再像本科生那样容易毕业,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学位论文必须中规中矩符合“学术规范”而少有思想性佳作;至于博士学历,进入易出去难,其间经历种种论文的淬炼折磨而屹立不倒,熬过之后,终于在学阀欣慰的微笑中拿到了博士学历,就是拿到了一张最高的“体制通行证”,种种体制内的工作均亮起绿灯,甚至可以进入体制中的体制——掌握最高话语权力的学术圈。在这里,更高的学历文凭所沙汰出的并不是更加有能力、有思想的人,而是对体制有更高耐受力的人。以上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较高的学历距离体制稍远的工作则少有助益;而有些注重实效的单位更加注重第一学历而非更高学历。因为不同学历的意义是不同的。

西方学术的动力主要源自人的求知欲,中国学术主要来自话语权建构的需要,说白了就是瞒和骗。而对于学者个人来说,长期从事体制内的学术思考容易使人丧失本来对生活对问题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从事这种学术正如农夫耕田,不同的是耕田带来的是体力的麻木,而从事体制内的知识建构带来的是精神的麻木。

最后,笔者希望说明的是,至少是在当下的中国,学术既不独立,不能自身作为一种力量进入社会博弈中,而是依附于各自不同的身后的势力作为其代言人,因此我们在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学术观点之争、流派之争其实不过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或政治势力,而政治势力同样可以看做一种社会势力)之间的较量;同时,学术内部也没有一种自我争鸣、自我净化、自我推进的机制,能够提出什么观点、使用什么方法、得出什么结论、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是基于时势的需要。

例如,对于中国的历史分期,建国后为了迎合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段论,之前对封建社会的正确理解被轻易丢弃了,由郭沫若、范文澜等历史学耆宿的牵头下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三论五说”,在体制的花园中争相鸣放(古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大概也是这种),甚至有聪明人趁势提出了欧洲的封建制是封建领主制,而中国是封建地主制的主张。进入80年代,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的学术主张,然而有意思的是,只是存在争议的奴隶制度被学术界千般批判,而真正从头到脚全是谬误的封建社会却基本上被搁置了。80年代至今史学分期最重要的成果大概就是完善了百年前就被日本学者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等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历史分期,中国的分期至今仍是一团浆糊,其原因当然不是研究材料的稀少,也不是中国学者天生即缺乏洞穿历史的目光,而是学术本身即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声器,社会要到哪儿,学术就跟到哪儿,现实有哪些力量,学术就有哪些流派,体制有什么需要,学术就得出什么结论,就是这样。

再说学者,我们如果看一下传统中国的学者,即便是出类拔萃如汉代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清代的戴震段玉裁,以及近现代的郭沫若等,要么本身即是官员,即便不是官员的也与体制核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统中国,做学术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混体制的方式,这与西方学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西方学者以其旨向大致分为知识型(如亚里士多德)、求真型(如伽利略)、人文型(如伏尔泰),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可以说是“话语型”的。如果说西方的学术发轫于学者对某种信念或理念的追求和贯彻,中国学者却从来都是怀着满满的现实主义的世俗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转型将理论界从学术界中剥离出来并使之逐渐消亡,中国的学术走上一条越来越远离西方意义的学术的道路,中国的学者也就越来越接近于传统意义的学者,这用理想家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好学者在中国将越发寥若晨星,学者一方面向体制聚拢另一方面做一些机械化模式化的工作。

不论是政治上的朝代循环,还是文化的周期循环,中国要走出循环,最重要的大概就是破除“体制”。而对于“体制”,大概包含有这样两个构建:一是在外部支撑它的大一统的制度和观念,二是在内部支撑它的在掌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的话语权力系统。

至于大一统的观念,它与日益丰富的民间社会之间形成的拉锯不但是今天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来源,早在明朝后期,当时的很多思想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怎么会有《焚书》、《藏书》呢,怎么会有三大儒的论著种种呢,徐光启又怎么会突发奇想翻译《几何原本》呢?(就像为什么在药铺里流传了百千年的甲骨文为什么偏偏在清朝末年那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被国人发现呢)然而明朝的结果却是以悲剧告终的,与其说是被清朝靠长刀铁骑打入关内的,不如说是社会自我崩溃后而被外族接管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直到王朝后期满清统治者都没有完全放弃其外族身份,反而通过文字狱等对它进行强调,因为没有外族身份便难以驾驭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处境就和明朝一样了。

至于话语权力系统,当我们今天在贴吧或者微博上看到有人正通过指出他人知识上的错误借以攻击或谩骂,应该意识到他们不过是这个知识权力体系中最外围的一层,而当看到他们会因掌握了一点学术动态而沾沾自喜时,我们能够看到学术圈才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核心。一旦有人文的东西出现,无论是内层的学圈还是外层的打手,都会扑上去将之剿灭,他们的爪牙是知识,追求是权力,而灵魂是世俗。

如今,互联网的普及从学术的角度看使得知识对所有人垂手可得而不再为学界专有,从而加速了学术的体制化和工具化,从社会的角度看则是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史无前例的扁平化,而希望也在这里。人们能够以空前的响度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造就了借知识攫取权力的虾兵蟹将,互联网极大的冲击了以往权力核心对知识的垄断。当一个事物在新生时,它也许并不像其发展后期那样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秀品质,或者俗、或者丑、或者以某些并不光明的手段在角落里生存。它开花时则会迎来一个新生代。

学术不死,体制不已。即使是在体制学者横行的时候也应该保持希望。当民间成功地从体制中解脱出来,或许从那以后再也不会有以前那些年代里曾经有过的震慑人心的文学艺术,再不会有激荡澎湃的共同理想,然而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那时人人都能在这个原本近无意义的世界里自由地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句话,它也许并不像以往的革命口号那样山呼海啸,或许却总有一天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春风化雨拂过每个人的心田,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根本转型。“打倒学术,除学阀。”

  

                                                           空里流霜

                                                           2015.6.28

                                                           于济南城南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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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平 引用 删除 张润平   /   2016-08-13 07: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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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俗居——我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空里流霜   /   2016-08-10 11:11:16
没事向黑暗里放几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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