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民俗发生论
自古以来禁忌的践行与传播于普通民众来说,仿佛是与身俱来的习得能力。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趋吉避凶的需求,民众总是极具社会默契的遵循着生活中的种种禁忌。而禁忌本身的发生论却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一直上下求索的一个课题。
关于禁忌民俗的发生论,小编推荐民俗学界对禁忌研究成果颇丰的一位著名学者——万建中关于《禁忌民俗发生论》的观点,供大家来进一步了解生活中我们只知其然而未曾思考过所以然的禁忌产生原由。
在文中,万建中首先对国外禁忌发生研究的几个代表性观点指出其漏洞所在:“禁忌民俗是信仰民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流传极其久远和广泛。关于禁忌民俗的起因,国外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视禁忌为一种危险的、魔鬼的、神秘的力量所致,但此力量具体指什么,他们未加说明;心理学派代表人弗洛伊德的看法接近不可知论,他认为禁忌的真正原因必然是“无意识的”,美国卓越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所持观点最富唯物性,他认为禁忌是因为生态环境的需要,亦即为了防止自然资源的枯竭,这局限于食物禁忌,即不得杀食动物的禁忌风俗。
以上三种观点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看法,那么寻求禁忌民俗的根源便无意义。那种认为禁忌来自对一种神秘力量的恐惧的看法,有其合理性,它可以使和原始宗教信仰同步产生的禁忌的起因得以释解。
在人类童年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斗争软弱无力,以为有强大的超自然力(Mana)在支配控制着大千世界,早先的许多禁忌民俗正是在此世界观中自发孕生的。然而,人类文明时代产生的禁忌,几乎都不是因“恐惧感”所致。哈里斯的禁忌理论是其整个文化起源论的一部分,他只能择取某类禁忌民俗来论证他的总体思想,而对其他方面的禁忌民俗置之不理,所以他的观点也就不可能适合所有的禁忌民俗。”
其次,他在文中探讨了关于禁忌发生的几个重要起因:“可以说禁忌的观念和民俗是伴随人类一同出现的。在人类社会伊始,生产力和认识水平极端低下,由此产生了自然崇拜,由崇拜必生恐怖,有恐怖则惧催祸害,为避祸害,必成禁忌。这种由于对自然物自然力的祟拜敬畏与恐怖,而自觉不自觉地格守一些禁制,祈望通过这种自我约束的信仰形式,把自然界种种“异己”的力量,转化成“顺己”、“助己”的力量,获得神灵的恩赐和避免惩罚,从而形成了最早的禁忌习俗。人类最初对自然的禁忌并非始于图腾观念,而是纯粹出于对大自然的崇拜。
禁忌民俗的内容极为繁杂,尽管在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禁忌民俗已不再具有原先的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一些远古的禁忌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地消逝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禁忌仍然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产生的契机更为五花八门。
例如由于居丧期间居垄室及丧服的颜色是白的,所以,古代以白色的东西为丧事的征兆。梦见戴白帽、穿白衣服乃至碰见白兔等都是不详之兆。汉代俗忌“反悬冠”,因为它“似死人服”。
《风俗通》说:不能用帷帐改作衣服,否则,人会浑身长满癫疮。这是由于帷帐为丧布之故。即使某事物或字词仅仅是与一些不吉的事物或字词音似和形似,也成为禁忌。如桑与丧、舌与蚀、卯与无(粤语无音卯)、丁与疗等谐音,都是不利吉的象征,故为人们所忌讳。
我国民间有“男不做十,女不做九”和四十不做寿的禁忌,乃因十与贼(死)、{九与鸿、四与死谐音之故。船家终日与河海为伴,忌说“著”,因其与“住”同音。现今“筷子”即是取“住”之反义,为“讨口彩”之由来。
禁忌民俗传承的历史渊源流长,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出不同的禁忌民俗。有的禁忌民俗只存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象图腾禁忌观念和民俗,就只出现在人类对生儿孕女还茫然无知的时期。而形形色色的人为的宗教禁忌,则是在阶级出现后方会出胎。有的禁忌民俗风行于近现代,但仍可在原始初民的生活中找到其踪迹。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名讳”的禁忌民俗。“名讳”是指人们在言语或书写时,遇到与祖先尊长之名相同或同音的字都要避开。”
文章最后,他认为在民俗学中,禁忌民俗是属于民族心理深层的东西,是一种神秘复杂的文化现象,只有具体事象具体分析,方可真正把握这一文化的底蕴,从一个侧面揭示人类文化进展的轨迹,揭示其在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所起的消极或积极的作用。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俗文学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艺学专业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博士。
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搜神记>的神异世界》(台湾大村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解读禁忌——中国民间散文叙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禁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民俗通志·生养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多部重要著作.